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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生平

来源:www.zuowenzhai.com    作者:编辑   日期:2024-05-31
嵇康生平一生

嵇(jī)康(224年—263年[1] ,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2] 。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
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1] 。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隐居不仕,屡拒为官。因得罪钟会,遭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时年四十岁。
嵇康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3] ,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袁宏称其为“竹林名士”之一[4] 。他的事迹与遭遇对于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嵇康工诗善文,其作品风格清峻。他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有《嵇康集》传世。他的作品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
家族出身
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一作黄初四年(223年)。其祖先本姓奚,住在会稽上虞(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其曾祖父后为躲避仇家,迁徙到谯国的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并改姓为嵇。[6] 嵇康的父亲嵇昭,官至治书侍御史。嵇康的兄长嵇喜,早年即以秀才身份从军,后历任太仆、扬州刺史、宗正等职。[7] [8]

恬静无欲
嵇康(右)像
嵇康年幼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幼年聪颖,博览群书,学习各种技艺。成年后喜读道家著作,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然不注重打扮。后迎娶了沛王曹林之女长乐亭主为妻,因而获拜郎中,后任中散大夫。[10] 嵇康与长乐亭主育有一儿一女(其子即嵇绍)。
嵇康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他常修炼养性服食内丹之事,弹琴吟诗,自我满足。[11] 他赞美古代隐者达士的事迹,向往出世的生活,不愿出仕为官。
嵇康曾经游于山泽采药,得意之时,恍惚之间忘了回家。当时有砍柴的人遇到他,都认为是神仙。到汲郡山中见到隐士孙登,嵇康便跟他遨游。孙登沉默自守,不说什么话。嵇康临离开时,孙登说:“你性情刚烈而才气俊杰,怎么能免除灾祸啊?”嵇康又遇到隐士王烈,一道入山中,王烈曾得到石头的精髓饴糖,便自己吃了一半,余下一半给嵇康,都凝结为石头。又在石室中见到一卷白绢写的书,立即喊嵇康去取,而书就再也不见了。王烈于是感叹道:“嵇康志趣不同寻常却总是怀才不遇,这是命啊!”[12]

坚拒出仕
掌权的大将军司马昭欲礼聘他为幕府属官,他跑到河东郡躲避征辟。司隶校尉钟会盛礼前去拜访,遭到他的冷遇。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离开选官(尚书吏部郎)之职时,举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坚决拒绝出仕。[13-14] 史称“大将军(指司马昭)闻而怒焉”。[15] 嵇康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司马昭的忌恨。

广陵绝响
嵇康半身像
景元四年(263年,一作景元三年),嵇康的好友吕安的妻子徐氏被吕安的兄长吕巽迷奸。吕安愤恨之下,欲状告吕巽。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均有交往,故劝吕安不要揭发家丑,以保全门第清誉。但吕巽害怕报复,于是先发制人,反而诬告吕安不孝,使得吕安被官府收捕。嵇康非常愤怒,出面为吕安作证,因而触怒了司马昭。此时,与嵇康素有恩怨的钟会,趁机向司马昭进言,以陷害嵇康。司马昭一怒之下,下令处死嵇康与吕安。[17]
嵇康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他,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任教,他们的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看了看太阳的影子,知道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嵇喜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从前袁孝尼(袁准)曾跟我学习《广陵散》,我每每吝惜而固守不教授他,《广陵散》现在要失传了。”[18] (据传,《广陵散》并非嵇康独作,而是嵇康游玩洛西时,为一古人所赠)说完后,从容就戮,时年四十岁。海内的士人没有不痛惜的,司马昭不久后便意识到错误,但追悔莫及。[19]
东晋名士谢万将其列为“八贤”之一。[1] 袁宏在《名士传》中也称嵇康等七人为“竹林名士”。[

  嵇康,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州)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长乐亭主)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 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
  嵇康后来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不为谋生,只是随从自己的意愿。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籍、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嵇康作《风入松》,又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足见其影响之大、成就之高。
  嵇康除以弹奏《广陵散》闻名外,在音乐理论上也有独到贡献,这就是其《琴赋》与《声无哀乐论》。 《琴赋》主要表现了嵇康对琴和音乐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嵇康与儒家传统思想相左的看法。 《声无哀乐论》是作者对儒家“音乐治世”思想直接而集中的批判。其中闪烁着嵇康对音乐的真知灼见 。
  王戎与嵇康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嵇康还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又善丹青,唐朝时尚有《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可惜现在俱已失佚。

哈!!!!!!!!!!!偶很喜欢嵇康的!!!!
绝唱·醉酒——嵇康与阮籍

濯羽红尘 1152 2003-8-17 8:13:00

一、“《广陵散》(注)于今已绝矣!”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渔父》

数百年以来,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描绘着竹林七贤的魏晋风度,称颂着他们在那外有五胡入侵,内有曹魏集团与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至经济凋敝,民怨沸腾的动荡社会中所保有的那份遗世独立与闲情雅致,但人们也一遍又一遍地为了一个人而扼腕浩叹,以示感慨之意,以抒悲悼之情。
因了嵇康,《广陵散》万古流芳;因了《广陵散》,嵇康得以唱出了他生命里最后的一曲挽歌!
聆听《广陵散》,有一种在金戈铁马的杀戮与征伐声中体悟生命的感受,喧嚣而寂寞,压抑而忧幽。但人们可曾知道这作为旷世遗韵的《广陵散》究竟响在了何方?!
《世说新语·雅量》中这样写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悲则悲矣,壮则壮矣!“广陵一曲终遗世,三尺瑶琴不复弹。”!

我看见……
凄风苦雨。
仅仅几尺的断头台上,几个魅影,显得阴森而狰狞。
嵇康要来了他心爱的古琴,置于台上。
宫商角羽徽,整齐地排列着。此刻,琴弦仿佛也弥漫着某种忧郁的气质,如临大敌般的肃穆。
它没曾想到,在主人的挥洒之间,自己竟成了衡量万物与寂静,往昔与未来;衡量人类内心真实与生活着的这份现实的一杆标尺!
它没曾想到,琴声嘎止之刻,就是主人从容赴死之时。
那铮铮的琴韵声,伴随着昏黄瑟索的苍穹,骤然响起……。激越昂扬,悱恻侘傺。在那一弹一拨之间,我分明看见了他正忘情其中,恍若于山水之间般的诗意与沉醉。琴家(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倾其毕生之余力演绎了音乐,而音乐高亢的唱吟也完整地为这个濒临绝境命若悬丝的生命阐释了它应有的高度!
“斯人已远逝,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当刽子手刀落之前,和着这不散的悠扬余韵,嵇康的灵魂早已循身遁离,冲破尘嚣,旋伴在纯净而湛蓝的天宇,让生命回归到了它本该回归的原初穹窿。《广陵散》因此也就成了嵇康的“安魂进行曲”与生命的杳杳之音。
绝响也响在了生命的尽头,响给了永恒的死神。也许,这是一种对死亡的献祭与嘲讽,也许这也是一种以“肯定之死”让“否定之生”彻底输掉的向死而生的决绝。
唉,一切悲剧性的抵抗都源于这“耻与魑魅争光。”的天性!与这“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的超然。(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
出于对自身人格的守望与对理想的执着,在魑魅魍魉的“浊世”中,嵇康“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至死不妥协于统治集团,而终致灭顶之灾;嵇康才华横溢,儒雅、清高与孤傲,但又有着“士人”所共有的强烈 “入世”情怀,“振朝纲,兴百姓”。只可惜的是,到头来却落了个弦断曲残的歌者行吟,令不少文人雅士几多惆怅,几多痛惜。这种自身命运与现实政治的疏离与悖返,这种骨子里充斥着的反主流的个体人格,不可避免地具有极大的毁灭性,从而也决定了他无力成为主流又必然被淘汰出局的悲剧命运。
“英雄无奈是多情”亦是“英雄穷途是末路”。
嵇康,这位“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救世英雄,受“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士大夫精神久沐,企以一身绝学而报之于天下,但可悲的是他所面对的竟是另一条荒芜英雄路?!
叹只叹,在中国的历史与政治长河中又何尝鲜有这方面的先例?无非是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矣!”
史书也曾记载下过关于他的这样一个故事:

当嵇康到太行山问道时 ,很可惜道人什么话也没跟他说。嵇康很失望,当天就从太行山之颠下山,黄昏时,日薄西山,山间林木沐浴在晚霞之中,倦鸟劳作一天,从远处归巢……嵇康再也忍不住了,就对着远方的大山大叫了一声,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忽然他听到了一阵长啸,从远处传来,犹如天籁之音 。那声音穿越山涧 、溪流、丛林,从远处而来,从道长那里而来 ,延绵不绝,嵇康的心灵就在此时皈依,他悟出了生命本身的意义。那是道人给他的回答。

参透了生死,就本不该引来血光杀戮。但人间的烟火与情怀啊,太令他痴迷,太令他执着。终身研学老庄的他至死也没弄懂的却是“天有道,则仕;天无道,则隐。”的儒家道理,终不免有“《广陵散》于今已绝矣!”的慨叹与血溅断头台的结局……
是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波诡云谲的历史又怎么会被人们所看清呢?生死可以了悟,惟历史不似如此……
我无从看透这诡异的历史,也不想去看透它。但我看清了嵇康与《广陵散》的故事给我所昭示的一个人生命题——

有一种价值,
一种毁灭价值的价值。
它揭示的是生命的存在并不是完全估价一切的前提!

嗟乎!“凤兮凤兮,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楚狂接舆歌》)。
魂兮归来兮!嵇康不死,广陵长吟!

注:1、《广陵散》,古琴曲,又名《广陵止息》。其有两种源出,其一:据《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宰相侠累有宿仇,而聂政与严仲子交好,他为严仲子而刺杀韩相,体现了一种“士为知已者死”的情操。其二: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谈到: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因为韩王铸剑,违了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父报仇行刺失败,但他知道韩王好乐后,遂毁容,入深山,苦学琴艺10余年。身怀绝技返韩时,已无人相识。于是,找机会进宫为韩王弹琴时,从琴腹内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他自已当然也是壮烈身亡了。(现一般是采用这个认知。)
《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四十五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主要是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正声之后则表现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地刻划了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复仇意志。全曲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和发展、变化。一个是见于“正声”第二段的正声主调:另一个是先出现在大序尾声的乱声主调: 正声主调多在乐段开始处,突出了它的主导体用。乱声主调则多用于乐段的结束,它使各种变化了的曲调归结到一个共同的音调之中,具有标志段落,统一全曲的作用。《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
2、“魏晋时期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的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注:司马昭的亲信吕馔奸污其弟吕安之妻,反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吕安辩,钟会便借机怂恿昭,以不孝之名杀之。)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的关系》)

二、“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注)”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渔父》

在竹林七贤中,惟一可与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视为“命世大贤”(靳於中《阮嗣宗诗序》)“芳馨百代,领袖诸贤”(李京《重建阮嗣宗庙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剧哲学家尼采这样说到:“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悲剧的诞生》)
《晋书·阮籍传》对此有颇为生动的说明:

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获免!

也许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癫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实写照呢?也许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样,阮籍的醉酒会不会另有他最为癫狂的含义呢?

有别于对嵇康的肯定,历史之于阮籍多有争论。
史家对阮籍最为深恶痛绝的“罪状”有两点:一、阮籍撰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二、因有废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马昭之命沦为间谍(定策间谍之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叶梦得说:“(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自应杖死。”
历史总是以主流的姿态来盖棺定论,而从不问其源发的究竟!
黄侃在《咏怀诗补注·自序》中这样告诉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达情,咏怀之作,故得包罗万象……。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发于诗歌。

阮籍为人在“竹林七贤”中最为复杂,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他不隐不仕,又隐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谨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全身远祸”之三昧。
这是历史的障眼法!
魏晋时期,正是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辩难与分合的时代,竹林七贤大多信奉玄学。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到:“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希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得到某种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从意识形态的范畴上说他们无疑是边缘者与异己者,因此,怀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间,酣畅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们抒发个体情怀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鹏展翅难高飞。”是不言而喻的,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呢?其实,“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者,汉魏时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潜都是如此。生逢乱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道家的一种“大悲无泪,大音稀声”的无奈,一种痛彻肺腑的酸楚,这又哪能是诟病之后人所能领会得来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这个惆怅不已的末路英雄!
纷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人必然作出两难的选择,要么沉默,要么抵抗。嵇康选择了后者,而阮籍则选择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开始了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阴谋,仕途的险恶构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忧患意识。“但怨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其真实的写照。(《咏怀·三十三》)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每日必饮,饮而必醉地“生活在别处”。
这里再讲一则关于阮籍喝酒的故事:

心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以诀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盹,饮二斗酒,然后吟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

愈是对生活失去意义的人,愈是对生命乃至对世界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最容易转化为对生活特有的一种审美对待。
阮籍何其痛苦从吐血中可见一斑。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划清界限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或许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因此,他骨子里的那种苦闷所展现的颓废人生或许也是他最为深刻的人生,而这种矛盾偏偏又加深着他的痛苦,周而复始,煎熬不已。他身虽在司马氏集团,但却依旧留恋曹魏政权,依旧体恤天下的苍生与社稷,他是个“游世者”,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游世者”。一般地,有别于淑世者的忧国忧民,负荷担道,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天下的宏大抱负,游世者对于现实,对于人生持一种游戏的态度。汉末魏晋的游世者之作均源于士人对生死的参悟和对生命意识的“自觉”。阮籍是这样,但又不同于这样。他不乏真情流露,在旷达的外表之下,目睹浊世的浑噩不堪,面对好友的身首异处,内心痛苦至极,除了放声大笑,泪眼问天,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历史是不是太苛求于他了?
如果说《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带来了身后的殊荣,那么因《为郑冲劝晋王笺》阮籍遭到了最大地误解,这是阮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他为何要留下这样的墨迹呢?不写岂不是无凭,而全节自身?但一切都与设想相反,历史如能为人们所设计它就不再成其为历史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亡的讯息。据史书载,本该因书信而获宠的他,竟在此信写成一二月后亡故?!这样短的时间距离,不能不让我把死亡与书信连接起来。或许,他是因为自己的违心话语,而深感自责也未为不可猜测;或许《为郑冲劝晋王笺》成为了他生命的暂时保护神,又同时是促使其最后走向死亡的催命符。这是命数,还是造物捉弄?历史的逻辑有时也会在强权的威逼下失去它的缜密。暂且不必皓首穷经地去考证我这无由的历史猜想,一死而白了,人一死而万事皆空。终因郁闷成疾,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
士为天下担当者!誓为天下者担当!这是历代文士的最高宗旨,也是现实社会对于士人的基本理解。而阮籍没有这样?这里有的只是他自己所能体会到的悲哀和凄凉。一如我为嵇康的死而感到叹息一样,扼腕慨叹的也应该包括阮籍。含蓄隐晦的人生轨迹,随其波而不浊其流的孤独与落寞,只能使阮籍酒醉一生,咏怀一世,轻叹着“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诗章。”以终老。

我想到……
阮籍因醉酒以明志,嵇康由绝响而致远;阮籍因醉酒以避祸栖身,嵇康由绝响而横遭屠戮。殊途同归者的遭遇竟是这样的迥异!
生命若从阮籍的醉酒向前迈一步则为嵇康的《广陵散》,生命若从嵇康的《广陵散》向后退一步则就是阮籍的醉酒。这退进之间竟是生死的歧路!
可惜了!都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一代风流人物也就这样风流云散了。生者隐入迷幻,死者融进苍穹,留给后人的总是无尽的怅惘……

算作后记
寻古溯今,几乎没有一个政权是将所有的名士拒绝于政权之外的。每个政权在其诞生、发展、建设的不同时期都离不开名士的参与与支持,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众多的的文士为其摇旗呐喊,歌功颂德(上至秦皇汉武的门下舍人三公六卿,下到建国伊始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但相应的,名士必须以承认政权的合法性为前提,否则,就该是沦为异端而遭至鞑伐了。
事实上,历史也证明任何名士都无法摆脱政权的监督与控制(犹如东厂西厂之于东林党人,慈禧太后之于戊戌六君子),即使是不反对政权纯粹追求个体自由的名士(新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沈从文等),也会受到来自政权拥有者的高度警惕,稍有风吹草动,旋遭弹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他们从来就认为这是一股殊心异己的离心力!所以,在封建专制主义与皇权当道的社会中,中国的文士大都鲜有作为,而真正具有良知的文人志士更易罹此灭顶之灾。
“‘由来同一梦,莫笑世人痴。’‘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借古而鉴今,嵇康与阮籍在晦雨腥风的封建极权社会中的不同结果,难道不正是中国文士生存状态真实而苦涩的写照吗?

(作于二○○三年七月十日晚)

注:《咏怀诗·其六》

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谯郡銍县(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

嵇康后来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谋生,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但嵇康瞧不起他的为人。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嵇康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视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藉、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

嵇康人缘极好,王戎说与他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这篇很感人的~写的也超棒~
"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系列之二 嵇康任气有侠名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涛浪滔天红尘俗事知多少……”在噫嘻的感叹声中,我们送走了“鬼才”黄霑。他虽然走了,却留下一曲慷慨苍凉的《笑傲江湖》供后人传唱。

有了侠客聂政的拼死刺韩,才有了千古名曲《广陵散》;有了嵇康的临刑索弹,才使《广陵散》名声大震;有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的“演义”,才使《广陵散》成了《笑傲江湖》之曲;最终在“鬼才”黄霑的再次释读下,一般人眼中的《广陵散》便成了“沧海一声笑”。

贯穿嵇康一生的,是一种豪迈不羁的侠义精神。他的仗剑出游,他的“性绝巧”,他的“善煅”,他的“尚奇任侠”,都让我觉得嵇康身上时时有侠客的影子闪动。也或许仗义执言便是一种侠行,而在某些时候,仅仅是直言的仗义,就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南朝的刘勰评论说,嵇叔夜“直性狭中”(性格直率)、“遇事便发”,这就是“俊(竣)侠”;阮嗣宗“外坦荡而内淳至”,这就是“俶傥”(舒朗大气)。嵇康的傲气傲骨、嵇康的愤世嫉俗、嵇康的孤独寂寥、嵇康的犀利笔锋……这一切的一切,便构筑起一种“侠士精神”。正是这种“任气使性”,成就了嵇康一生的侠名。

魏晋名士多遭变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外戚、宦官专权,而“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于是发生了震惊当时也震惊历史的两次“党锢之祸”。士人作为群体遭到镇压。第一次党禁,二百多党人被抓,遣归乡里,终生不得入仕。第二次党禁,党人死者百余人,受牵连者六七百人。

其后,董卓先废汉少帝又杀汉少帝,接着袁绍做了盟主,欲立刘虞为帝,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子曹丕威逼汉献帝“禅位”之后,没过多久司马懿就发动了高平陵政变,将曹爽、何晏等人处死,至司马昭重演“禅让”闹剧,西晋中又有“八王之乱”——如果知识分子没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死几乎是必然的,“晋世不文”也许最能说明当时的黑暗。

《晋书·阮籍传》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据史载,这一时期被杀的大名士有:孔融、杨修、桓范、何晏、夏侯玄、嵇康、吕安、王衍、张华、潘岳、陆机、郭璞……

细究起来,理由甚至很荒谬,可这也应该是历史的必然。每一次经过群雄纷战后建立起的统一王朝,知识分子都会面临一场浩劫。特别是司马氏篡逆滥杀,既诛异党,复杀名士。史称,由于司马集团大肆杀戮,使天下“名士减半”。在其滥杀之际,竹林之人如山涛、王戎等皆投身司马集团,阮籍也不得不出仕为官。

政争导士止清谈

抗争一次次失败,失望心理笼罩士林。随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士人们思想信仰发生了动摇,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怀疑,思想的多元化出现了。

按照《晋书》的说法,魏晋是一个“学者以老庄为宗力黜六经”的时代,是一个“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的时代,是一个“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那么地与儒学正统格格不入,恢弘飘渺、颓然傲世者被尊为名士,而继承孔子衣钵者则被视为虚伪。

庄子把那些不合于世俗而合于自然的人称为“畸人”,并称“天之小人,世之君子;天之君子,世之小人”(《大宗师》),把世俗与自然的道德标准完全颠倒。阮籍则在《大人先生传》里将世俗的“君子”贬到虱子的地位,说他们“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嵇康就骂得更为直白,他极端厌恶世间所谓“君子”的一切,他说他视学堂为太平间,视诵读为鬼话,视六经为垃圾,视仁义为腐臭。看一眼经书眼睛就会害病,学一下礼仪就会得驼背,穿上礼服就会筋骨扭转,谈起礼典就会牙齿烂掉——这是很恐怖的,仿佛六经的毒害比之鹤顶红更为竣烈,比之鸦片更为残忍——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

思想选择的最终结果,使玄学替代了经学。而在生活态度上,士人们不再恪守儒家的礼制名教,世风的变化最终反映在生活情趣与生活态度上。正统思想失去约束力,人们的生活追求也更加丰富,更重性情,更具个性。士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到光阴易逝、日月如梭、人生坎坷、生命短促。即使像曹操这样的一代英雄,对人生也充满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之类,写来竟是如此地慷慨悲凉。

玄学发展到最后,但凡世族之人,皆以清谈、服食、放纵、任情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每天香茗数盏、美酒盈樽、口谈玄奥、言如珠玑、轻裘缓带、宽衣著体、手执麈尾、不鞋而屐,看起来很飘逸的样子,这已成为名士的必备行头和特征。而清谈的主要内容包括评人物臧否、论名教自然、谈本末有无、味体用之辨等等。这种生活很类似近代的小资,却远比小资可爱。小资缺了点儿思想,多了点儿造作,而魏晋的人物却多了几分率真,多了几分空灵。

魏晋玄学的创立者,应该首推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当时谈玄,何晏(时为吏部尚书)因其政治地位成为核心,但在理论上,最出色的则是王弼。据《世说新语·文学》称,只要谈玄的时候王弼出现,其胜者必是王弼,何晏对王弼则心服口服。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王弼因疠疾而死时,年仅23岁。可以说,王弼是思想史上的李贺。而王弼正是山阳高平人,因此我很怀疑,嵇康之所以移居山阳,可能也是为了追寻王弼之道。若谓嵇康“追随”被贬山阳的汉献帝而来,实属无稽。“竹林”中的嵇康、阮籍,可称是王弼思想的嫡传者。

嵇康何由免罹难

“竹林七贤”在百家岩的隐居活动,随着嵇康于景元三年(公元263年)被司马昭所杀而结束。据《三国志》记载:“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既好老庄,复尚奇任侠,焉得无祸?

嵇康在苏门山中遇隐士孙登,并随其云游,希望能够得到指教,孙登始终默然。嵇康出山前问孙登:“先生真的不想对我说些什么?”孙登这时才说:“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1——你才识超绝而性情刚烈,怎么可能幸免于难?一语中的,嵇康不由黯然神伤。隐逸本非所愿,云游三年之后,嵇康仍旧还归山阳,打铁自娱。

景元一年(公元261年),司马昭杀了曹髦。为逃脱弑君的罪名,司马昭很想取得舆论支持。第二年,司马昭指派“七贤”中的山涛出面拉拢嵇康。山涛荐嵇康代替吏部侍郎,嵇康得到消息后,在愤怒中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司马氏给予的官职。

嵇康的行为实在有些让人瞠目结舌。庄子拒绝楚相的官职时还委婉地打了一个比方,说自己只是一只喜欢在烂泥里摇尾巴的乌龟,嵇康却特意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详说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又说自己去做官,就是手拿屠刀,“漫之膻腥”。这种敏感与高姿态当然深深地刺痛了当时的实际统治者——司马昭。

对于嵇康的死,庄子早就明白指出此种性格的结局,所以他在回答如何立身的时候说:“吾将处材与不材之间。”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不管是在“竹林”的嵇康、阮籍身上,甚或于庄子自身,根本就不适用。原因很简单,三者在明白这一道理的时候,都已名声斐然,想介于“材与不材之间”已经迟了。在僭主颇多的战国,庄子可以轻松地拒绝楚国的聘书,而在霸权独揽的魏晋,嵇康们则别无选择。

司马昭得知嵇康拒绝出山做官,又说什么“非汤武而薄周孔”,勃然大怒——司马氏父子擅立皇帝,皆以周公摄政自居,司马昭还想实行“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嵇康这样的话隐含攻击,捅到了他的“痛处”,使他对嵇康恨之入骨。

钟会实在是个小人,他与嵇康之死有莫大的关系。他甚至曾多次构陷阮籍——《晋书》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阮籍),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而阮籍最终都通过“酣醉”而得免。

在钟会没有成名前,曾写了一本书想让嵇康看。他知道嵇康高傲,怕嵇康当面难堪,既跃跃欲试又犹豫不决,既卑怯又想卖弄,就远远将自己的书抛进嵇康院内,赶紧离开,冀望嵇康能够赏识。成名之后,他觉得可以在大名士嵇康面前露露脸,就带着大批车马随从拜访嵇康。

嵇康正在柳树下打铁,向秀在一旁拉风箱,见钟会来了,嵇康旁若无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叮叮当当,只管打铁。

鲁迅先生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一些。

僵持,还是僵持,钟会面带怒容拨马便走。此时嵇康却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虽懊丧失望,脑筋转得倒挺快,对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本是两句充满禅意的问答,但在这种情况下,却丝毫没有高妙的感觉。嵇康的话里隐含着高傲与鄙视,钟会的话里充满了愤恨和恼怒,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从此钟会恨透了嵇康。

司马屠刀漫腥膻

景元三年(公元263年),一个案件把嵇康牵扯进来。

嵇康的朋友吕安有个哥哥叫吕巽,人面兽心,见吕安的妻子长得美丽,就生了邪念,用酒把吕安的妻子灌醉后奸污了。吕安之妻羞愧难当,自缢而亡。吕安回家后,从仆妇口中得知真情后,虽极其痛恨吕巽的禽兽之行,但碍于一母同胞的情面,只好隐忍不发,仅将事情告诉了嵇康。谁知吕巽做贼心虚,总觉得有把柄在吕安的手里,对自己不利。于是就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向司马昭诬告吕安,说吕安对母亲不孝。

当时,司马昭正在标榜“以孝治天下”,而吕巽又是他跟前的红人。因此他下令将吕安抓起来。吕安不服,把吕巽的丑事揭发出来,并引嵇康为证。嵇康义不负心,保明此事。司马昭不听吕安的辩解,将他判处徒刑,流放到边远地区。嵇康对吕巽的做法十分愤恨,一气之下就又写下了《与吕巽绝交书》。不久,吕安在途中写给嵇康的书信也被截获。司马昭以信中有不满之词为由,又将吕安收拘,同时下令逮捕嵇康。

嵇康在监狱中思绪万千,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幽愤诗》。他在诗中回忆幼年的生活,说自己早年养下了任性的脾气,长大后,心地善良而不能识别好人坏人。他对自己无辜遭受陷害表示抗议,认为自己虽然被捕,但是在道义上还是正直光明的。嵇康未料到自己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在诗的结尾说,自己一旦脱离困境就将远离尘世,“采薇山阿,散发岩岫,咏啸长吟,颐性养寿”。

此时钟会立意报复嵇康,力劝司马昭杀掉他。他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康为虑耳。”又说:“当年毋丘俭起兵时,嵇康就打算响应,只是山涛劝说数次作罢。过去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都是由于他们害时乱教。现在嵇康和吕安言语放荡,攻击经典,应该借此机会杀掉他们,以淳风俗。”于是司马昭下令判处嵇康死刑。3000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要求赦免嵇康,并要求他到太学去做老师。救援活动反而使司马昭下定决心除掉嵇康。

在“时不我与”之时,不具慧眼,“好善暗人(吕巽)”,最终在主上愤其才情、小人进献谗言、不肯屈己之志、怀抱全生之念中,嵇康赴难刑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慷慨悲壮,哀恸人心,终成“千古绝唱”。

循着或简或繁的文字,我可以听到竹林间不羁的长啸声中所伴随的生命悲苦;听到百家岩那棵大柳树下鼓风煅铁声中所挟的愤激孤傲……而这一切的一切,不过如嵇康临刑抚奏《广陵散》的琴声,在人们耳畔戛然而止后余下的淡淡回味。

面对嵇康,除了体味,我几乎无可言说。

玄风散尽,琴音空落——嵇康所谓“《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怅然悲壮凝固了一段历史,也将他的生命凝固成几张泛黄的故纸……

咏曰:

魏晋名士多遭变,

政争导士止清谈。

嵇康何由免罹难,

司马屠刀漫腥膻。

(未完待续)

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谯郡銍县(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

嵇康后来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谋生,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但嵇康瞧不起他的为人。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嵇康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视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藉、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

嵇康人缘极好,王戎说与他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一分钟了解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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