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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油画家
来源：www.zuowenzhai.com 作者：编辑 日期：2024-05-28
明清四大画家
1614年，意大利人乔瓦尼在澳门的圣保禄修院设立绘画学校，教授西方油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传授西方绘画的美术学校。乔瓦尼的学生为第一批中国油画家，其中倪雅谷、游文辉的成就较高，被先后派到北京进行宗教油画创作。
康熙时期的南怀仁(1623—1688年,字敦伯,比利时人)、马国贤(公元1692—1745年，原名Matteo Ripa,意大利那不勒斯人）、郎世宁（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1688—1766),意大利人,生于米兰）、波希米亚的艾启蒙，法国的贺清泰、王致诚（ 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自幼学画于里昂,后留学罗马。）、潘廷章（(公元?—1812年之前)原名Joseph Panzi,意大利人）在宫中亦有较多的作品。
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年-1852年),英国人，是著名的印象派画家,在早年到中国的画家当中享负盛名,被视为十九世纪东方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画家,其作品深受印度、香港以及澳门的人们喜爱。
伍秉鉴，原是清朝广州“十三行”领袖——同文行大班潘仕成麾下的一名账房先生。著名的“浩呱花园”油画廊老板。
史贝霖（spoilum），清代广州崛起的西洋画大画家中迄今所知最早的一个，有关他的文献资料表明，他一开始是在玻璃上绘制油画肖像而崭露头角的，玻璃画在欧洲式微的18世纪，在中国却异军突起成为一个新型的外销艺术画种，一方面得出口家具用玻璃画装饰的机缘而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得益于有史贝霖这样一批优秀的画家在绘制玻璃画。现存最早的一幅玻璃肖像画上用英文写的标签，署明“史贝霖于1774年10月画于中国广州”。由此推断他的艺术生涯可以上溯到18世纪60年代晚期。此作画的是英国船长托马斯．弗瑞（Thomas Fry），继此之后现存有他题签的油画人物写生肖像达十几幅，风格上接近英国艺术家Arthur Devis的样式。清代广州西画之所以能异军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一批出色的肖像画家的造化本领。史贝霖的意义，就在于他众多的肖像画赢得了西方订画者的欢颜。约翰．米雷斯（John Meares）在他1791年出版的《1788至1789年从中国到美国西北海岸航行记》中这样写道，史贝霖“是一位优秀的中国画家，或许是这个庞大帝国这一领域上仅有的一个”。因此，18世纪70年代迄90年代，许多由中国人绘制的各种西洋画，大都被归附于史贝霖的名下或称为“史贝霖画风”。除此之外他还作有许多布面油画。他是清代由玻璃画转向布面油画的重要代表性西洋画家。
19 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广州外销画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出现了一群杰出的中国早期油画家。他们留下了一大批有相当水平的画作；而他们原来真实的中文姓名，大多没有留传下来，后人所知道的只是他们制作外销画时的英文名字。这些英文名字．又大多以Qua（呱）传世。后人根据其英文名字的音译，把他们称为新呱、林呱、庭呱、煌呱等等。（在中国角外销画家之中，还有冒呱、祥呱、钟呱、周呱、发呱、兴呱）“呱”是“官”字的近音，这是当时的外商，特别是十三行内的洋人称呼中国外销画人的习惯，主要是为了方便他们的记忆及呼叫，与真正的“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这个“呱”，亦随着外梢画的流行而发展为画店、作坊的名称。
首屈一指的是林呱（约1801-？活跃于1830至1860年间）被称之为“中国最杰出的出口画家”。．“林呱，或“蓝阁”是其英文名字Lamqua的音译．西方以及香港有关的研究者认为，林呱原来的中文姓名是关乔昌，而关乔昌可能是关作霖（史贝霖）的儿子。“因为两人同姓‘关，，而中国艺术家（或工匠）的职业在中国是传子的。”而林呱早年的油画肖像画法与史贝霖高度相似，可进一步证明两人的关系，当时广州绘制外销画的一位名家关联昌（庭呱）则被一致认为是林呱的弟弟。
关世聪(Guan Shicun的音译），关世聪与关乔昌、关联昌的关系尚不清楚。他之称“林呱”，不知是属于家族的沿袭惯例，还是出于经营的需要。康纳尔认为关世聪与关乔昌是两代人，他是关乔昌的儿子或侄子。
新呱（Sunqua，生卒不详，活跃于移30-1870年之间），是19世纪中叶广州著名的外销画家。他擅长油画和水彩画，画题大多是商港风景。
关联昌也经营着一间画店，他的画店在广州十三行的同文街16号，铺号“庭呱”。庭呱的画作题材繁多，既有商埠风光，又有乡村小景，家居景物，有市井小民的写照，又有巨商大贾的肖像，以吸花卉鱼虫等等。但以“庭呱”名义推出的画作，水平十分悬殊，如被确认是养联昌所作的画，一般具有较好的水平，如被认为是庭呱画店的画工所作的画，则大多显得笨拙和匠气十足。
9 世纪中叶广州著名的油画家还有煜呱和南昌。煜呱（生卒不详，活跃于1840-1870年）擅长画商港风光，他喜欢把天空和海水涂成紫蓝色，以流畅的笔触描绘船艇及房屋，以白色的油彩加强海水及人物的质感．煜呱传世的画作有描绘广州黄埔港口景色的《黄埔帆影》（油画，41. 5 X 73厘米，约1850年，香港艺术馆收藏），描绘香港海景的《维多利亚城及海港》（油画．64. 5 X 110. 5厘米，约1850年，香港艺术馆收藏），描绘澳门风光的《北眺澳门南湾全景》（油画，41.5X74.8厘米，约1850年，香港艺术馆收藏）。煜呱在广州及香港都设有画店，铺号为“怡兴”．
南昌（生卒不详，活跃于1845-1875年间）也是一个擅画商港风光的画家。他特别喜爱绘画广州黄埔一带的风光．存世的画有《黄埔港的船屋》（油画，38.2 X 64. 5厘米，约1850年，A. j. Hardy夫妇收藏），画中的大船是一艘可居住的船只，它类似房屋，有两层楼，屋顶还栽种了各类花草。这种船屋，是东印度公司职员来往澳门及广州之间的交通工具。不少的西洋人，就住在这种船上。
在19世纪中叶广州的外销画界，除了林呱、庭呱、新呱、煜呱、南昌这些留下了姓名的画家之外，还有一些佚名的水平很高的画家。他们留下了不少的画作。
在上海开埠的同时，就出现了由中国人绘画的外销画。这些画，无论从内容（商港风貌），或从形式（油画、水粉、水彩）来看，都与广州的商港风光画高度相似，只不过描绘的对象变成黄浦江的风物而已。这类画主要有佚名画家的《黄浦江上的赛艇》（油画，40. 5 X 139厘米，”世纪50年代，香港艺术馆收藏）、《上海滩的洋行》（油画，41.9X59.6厘米，约1850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收藏）、周呱的《黄浦江外滩风光》（油画,52X101.6厘米，19世纪60年代,A. J. Hardy收藏）、佚名画家的《从苏州河对岸眺望外滩景色》（水粉画，43X76厘米，约1860年，香港艺术馆收藏）、《从圣三一堂眺望黄浦江｝）（水彩画，33 X91．5厘米，约1860年，P. J. Thompson收藏）等等。上海的外销画，多着重突出黄浦江和外滩的景色，在画法上则是比较工整、细致．
乾隆之后，当朝的皇帝对西画（或掺用西法的中国画）失去了兴趣；而宫廷中的传教士画家也老成凋谢，所以宫廷的西画在乾隆以后便趋于式微。
西方绘画虽然在16世纪就开始传入到中国，但其进展却是惊人的缓慢。受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文人画”影响极深的中国画人们，经过了二百年的时间，还没有在审美观念上接受西方绘画。在18, 19世纪的中国画领域中，文人士大夫绘画占有压倒的趋势。正统的文人画家承袭传统之余韵，热衷于摹古仿古；在野的文人画家则以独特的笔墨形式表现其强烈的个性。
油画传入中国的情况：
明朝万历七年（1579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首次将西方油画携入中国内地。当时地方官员在检查罗明坚所携带的物品时，发现了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华南师大教授胡光华认为，“笔致精细”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油画所具有的艺术表现特征，这些“彩绘圣像画”应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油画。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实施“文化传教”的过程中，巧妙地将西方天主教油画及其铜版画复制品分送给中国上层官吏和皇帝，引发了一连串西方油画影响效应。他将油画《圣母圣子和施洗约翰》送给山东漕运总督的夫人；将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两幅上贡给神宗皇帝；又将表现天使和教皇的宗教铜版画，献给万历皇帝。结果“由于细节十分精美”，引起了中国皇帝对西方绘画的兴趣，诏令宫廷画师在利玛窦的指导下复制。
1582年来澳门传教的意大利人乔瓦尼是个画家，他在澳门的美术教育活动对油画在中国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583年，他为澳门大三巴教堂绘制的油画《救世者》，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绘制的第一幅油画。1614年，乔瓦尼在澳门的圣保禄修院设立绘画学校，教授西方油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传授西方绘画的美术学校。乔瓦尼的学生为第一批中国油画家，其中倪雅谷、游文辉的成就较高，被先后派到北京进行宗教油画创作。
明代西方油画传入中国，油画创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清代的油画趋向多元发展，带有鲜明的政治经济特色。油画在清代已成为中国皇帝的御用艺术。康熙皇帝对油画十分欣赏，命传教士南怀仁用西洋透视法作画三幅，副本挂在畅春苑，并要求耶稣会给他派一名透视学专家，这就是后来不久入宫的画家马国贤。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桐荫仕女图》，传为马国贤的中国学生所绘。乾隆时期，西方油画广泛地作宫廷装饰艺术，不少传教士画家应召承旨作画。圆明园各处多有郎世宁的油画。另外两名传教士油画家王致诚、潘廷章在宫中亦有较多的作品。
清代南方通商口岸也是油画艺术发展的中心，临仿是南方通商口岸油画发展的早期方式，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油画创作。其油画载体主要是瓷和玻璃，用于出口。瑞士赖色夫妇收藏的《摇纺轮的妇女》、《维纳斯梳妆》等均是根据法国黑白铜版绘制而成的彩色玻璃油画。18世纪后期，油画创作在南方通商口岸形成风气，成就最高的有史贝霖等。史贝霖作品的题材主要是人物头像，并建立起油画艺术家与艺术赞助人之间的联系，其载体也由玻璃发展到布面。鸦片战争前后，活跃在南方通商口岸的油画家越来越多。如1825年英国画家钱纳利定居澳门，与林呱、新呱和煜呱等共同创造了广东油画的兴盛，也促成了画风的丕变。
对中国明清油画的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首先，明清油画的研究资料寥若晨星，其作品少而分散；其次，明清油画作品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风格技法上也难于甄别和考证。胡光华是林树中先生的高足，为此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从欧、美和亚洲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多件明清油画以及大量的中英文历史文献入手，条分缕析，清理出中国明清油画发展的清晰的脉络，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上的空白。《中国明清油画》版式大方，印制精美，不仅可以阅读，而且可以收藏。
明四家为：沈周、文徵明、仇英、唐寅。
清初四王为：王时敏(1592~1680),王鉴(1598~1677),王翚( 1631 ~1717),王原祈(1642~1715)。
并没有明清四大家一说，清代除了四王以外，还有四僧：石涛、髡残、朱耷、弘仁。清中期还有过扬州八怪等人。
李思训 唐 《江帆楼阁图》、《明皇幸蜀图》 山水
王 维 唐 《辋川图》、《雪溪图》 山水
吴道子 唐 《地狱变相》《送子天王图 山水
李成 宋 〈 溪山行旅图〉山水
范宽 宋 〈潇湘图〉 山水
赵伯驹 宋 《江山秋色图》山水
李 唐 宋 《万壑松风图》山水
刘松年 宋 《四景山水》 山水
赵佶(宋徽宗)《芙蓉锦鸡图》花鸟
赵 昌 宋 《 杏花图》 花鸟
崔 白 宋 《秋塘双鹅图》花鸟
李迪 宋 〈风雨归牧图〉花鸟
"元四家"吴镇、王蒙、黄公望、倪瓒
吴镇 《嘉禾八景图》、《水村图》
王蒙 《青卞隐居图》、《夏日山居图》、《春山读书图》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倪瓒 《渔庄秋霁图》、《紫芝山房图》、《江岸望山图》
徐渭 明〈水墨花卉图>花鸟
陈淳 明〈洛阳春色图〉花鸟
朱耷 清〈牡丹竹石图〉花鸟
扬州八怪应该好找的吧
1614年，意大利人乔瓦尼在澳门的圣保禄修院设立绘画学校，教授西方油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传授西方绘画的美术学校。乔瓦尼的学生为第一批中国油画家，其中倪雅谷、游文辉的成就较高，被先后派到北京进行宗教油画创作。
康熙时期的南怀仁(1623—1688年,字敦伯,比利时人)、马国贤(公元1692—1745年，原名Matteo Ripa,意大利那不勒斯人）、郎世宁（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1688—1766),意大利人,生于米兰）、波希米亚的艾启蒙，法国的贺清泰、王致诚（ 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自幼学画于里昂,后留学罗马。）、潘廷章（(公元?—1812年之前)原名Joseph Panzi,意大利人）在宫中亦有较多的作品。
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年-1852年),英国人，是著名的印象派画家,在早年到中国的画家当中享负盛名,被视为十九世纪东方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画家,其作品深受印度、香港以及澳门的人们喜爱。
伍秉鉴，原是清朝广州“十三行”领袖——同文行大班潘仕成麾下的一名账房先生。著名的“浩呱花园”油画廊老板。
史贝霖（spoilum），清代广州崛起的西洋画大画家中迄今所知最早的一个，有关他的文献资料表明，他一开始是在玻璃上绘制油画肖像而崭露头角的，玻璃画在欧洲式微的18世纪，在中国却异军突起成为一个新型的外销艺术画种，一方面得出口家具用玻璃画装饰的机缘而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得益于有史贝霖这样一批优秀的画家在绘制玻璃画。现存最早的一幅玻璃肖像画上用英文写的标签，署明“史贝霖于1774年10月画于中国广州”。由此推断他的艺术生涯可以上溯到18世纪60年代晚期。此作画的是英国船长托马斯．弗瑞（Thomas Fry），继此之后现存有他题签的油画人物写生肖像达十几幅，风格上接近英国艺术家Arthur Devis的样式。清代广州西画之所以能异军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一批出色的肖像画家的造化本领。史贝霖的意义，就在于他众多的肖像画赢得了西方订画者的欢颜。约翰．米雷斯（John Meares）在他1791年出版的《1788至1789年从中国到美国西北海岸航行记》中这样写道，史贝霖“是一位优秀的中国画家，或许是这个庞大帝国这一领域上仅有的一个”。因此，18世纪70年代迄90年代，许多由中国人绘制的各种西洋画，大都被归附于史贝霖的名下或称为“史贝霖画风”。除此之外他还作有许多布面油画。他是清代由玻璃画转向布面油画的重要代表性西洋画家。
19 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广州外销画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出现了一群杰出的中国早期油画家。他们留下了一大批有相当水平的画作；而他们原来真实的中文姓名，大多没有留传下来，后人所知道的只是他们制作外销画时的英文名字。这些英文名字．又大多以Qua（呱）传世。后人根据其英文名字的音译，把他们称为新呱、林呱、庭呱、煌呱等等。（在中国角外销画家之中，还有冒呱、祥呱、钟呱、周呱、发呱、兴呱）“呱”是“官”字的近音，这是当时的外商，特别是十三行内的洋人称呼中国外销画人的习惯，主要是为了方便他们的记忆及呼叫，与真正的“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这个“呱”，亦随着外梢画的流行而发展为画店、作坊的名称。
首屈一指的是林呱（约1801-？活跃于1830至1860年间）被称之为“中国最杰出的出口画家”。．“林呱，或“蓝阁”是其英文名字Lamqua的音译．西方以及香港有关的研究者认为，林呱原来的中文姓名是关乔昌，而关乔昌可能是关作霖（史贝霖）的儿子。“因为两人同姓‘关，，而中国艺术家（或工匠）的职业在中国是传子的。”而林呱早年的油画肖像画法与史贝霖高度相似，可进一步证明两人的关系，当时广州绘制外销画的一位名家关联昌（庭呱）则被一致认为是林呱的弟弟。
关世聪(Guan Shicun的音译），关世聪与关乔昌、关联昌的关系尚不清楚。他之称“林呱”，不知是属于家族的沿袭惯例，还是出于经营的需要。康纳尔认为关世聪与关乔昌是两代人，他是关乔昌的儿子或侄子。
新呱（Sunqua，生卒不详，活跃于移30-1870年之间），是19世纪中叶广州著名的外销画家。他擅长油画和水彩画，画题大多是商港风景。
关联昌也经营着一间画店，他的画店在广州十三行的同文街16号，铺号“庭呱”。庭呱的画作题材繁多，既有商埠风光，又有乡村小景，家居景物，有市井小民的写照，又有巨商大贾的肖像，以吸花卉鱼虫等等。但以“庭呱”名义推出的画作，水平十分悬殊，如被确认是养联昌所作的画，一般具有较好的水平，如被认为是庭呱画店的画工所作的画，则大多显得笨拙和匠气十足。
9 世纪中叶广州著名的油画家还有煜呱和南昌。煜呱（生卒不详，活跃于1840-1870年）擅长画商港风光，他喜欢把天空和海水涂成紫蓝色，以流畅的笔触描绘船艇及房屋，以白色的油彩加强海水及人物的质感．煜呱传世的画作有描绘广州黄埔港口景色的《黄埔帆影》（油画，41. 5 X 73厘米，约1850年，香港艺术馆收藏），描绘香港海景的《维多利亚城及海港》（油画．64. 5 X 110. 5厘米，约1850年，香港艺术馆收藏），描绘澳门风光的《北眺澳门南湾全景》（油画，41.5X74.8厘米，约1850年，香港艺术馆收藏）。煜呱在广州及香港都设有画店，铺号为“怡兴”．
南昌（生卒不详，活跃于1845-1875年间）也是一个擅画商港风光的画家。他特别喜爱绘画广州黄埔一带的风光．存世的画有《黄埔港的船屋》（油画，38.2 X 64. 5厘米，约1850年，A. j. Hardy夫妇收藏），画中的大船是一艘可居住的船只，它类似房屋，有两层楼，屋顶还栽种了各类花草。这种船屋，是东印度公司职员来往澳门及广州之间的交通工具。不少的西洋人，就住在这种船上。
在19世纪中叶广州的外销画界，除了林呱、庭呱、新呱、煜呱、南昌这些留下了姓名的画家之外，还有一些佚名的水平很高的画家。他们留下了不少的画作。
在上海开埠的同时，就出现了由中国人绘画的外销画。这些画，无论从内容（商港风貌），或从形式（油画、水粉、水彩）来看，都与广州的商港风光画高度相似，只不过描绘的对象变成黄浦江的风物而已。这类画主要有佚名画家的《黄浦江上的赛艇》（油画，40. 5 X 139厘米，”世纪50年代，香港艺术馆收藏）、《上海滩的洋行》（油画，41.9X59.6厘米，约1850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收藏）、周呱的《黄浦江外滩风光》（油画,52X101.6厘米，19世纪60年代,A. J. Hardy收藏）、佚名画家的《从苏州河对岸眺望外滩景色》（水粉画，43X76厘米，约1860年，香港艺术馆收藏）、《从圣三一堂眺望黄浦江｝）（水彩画，33 X91．5厘米，约1860年，P. J. Thompson收藏）等等。上海的外销画，多着重突出黄浦江和外滩的景色，在画法上则是比较工整、细致．
乾隆之后，当朝的皇帝对西画（或掺用西法的中国画）失去了兴趣；而宫廷中的传教士画家也老成凋谢，所以宫廷的西画在乾隆以后便趋于式微。
西方绘画虽然在16世纪就开始传入到中国，但其进展却是惊人的缓慢。受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文人画”影响极深的中国画人们，经过了二百年的时间，还没有在审美观念上接受西方绘画。在18, 19世纪的中国画领域中，文人士大夫绘画占有压倒的趋势。正统的文人画家承袭传统之余韵，热衷于摹古仿古；在野的文人画家则以独特的笔墨形式表现其强烈的个性。
油画传入中国的情况：
明朝万历七年（1579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首次将西方油画携入中国内地。当时地方官员在检查罗明坚所携带的物品时，发现了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华南师大教授胡光华认为，“笔致精细”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油画所具有的艺术表现特征，这些“彩绘圣像画”应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油画。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实施“文化传教”的过程中，巧妙地将西方天主教油画及其铜版画复制品分送给中国上层官吏和皇帝，引发了一连串西方油画影响效应。他将油画《圣母圣子和施洗约翰》送给山东漕运总督的夫人；将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两幅上贡给神宗皇帝；又将表现天使和教皇的宗教铜版画，献给万历皇帝。结果“由于细节十分精美”，引起了中国皇帝对西方绘画的兴趣，诏令宫廷画师在利玛窦的指导下复制。
1582年来澳门传教的意大利人乔瓦尼是个画家，他在澳门的美术教育活动对油画在中国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583年，他为澳门大三巴教堂绘制的油画《救世者》，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绘制的第一幅油画。1614年，乔瓦尼在澳门的圣保禄修院设立绘画学校，教授西方油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传授西方绘画的美术学校。乔瓦尼的学生为第一批中国油画家，其中倪雅谷、游文辉的成就较高，被先后派到北京进行宗教油画创作。
明代西方油画传入中国，油画创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清代的油画趋向多元发展，带有鲜明的政治经济特色。油画在清代已成为中国皇帝的御用艺术。康熙皇帝对油画十分欣赏，命传教士南怀仁用西洋透视法作画三幅，副本挂在畅春苑，并要求耶稣会给他派一名透视学专家，这就是后来不久入宫的画家马国贤。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桐荫仕女图》，传为马国贤的中国学生所绘。乾隆时期，西方油画广泛地作宫廷装饰艺术，不少传教士画家应召承旨作画。圆明园各处多有郎世宁的油画。另外两名传教士油画家王致诚、潘廷章在宫中亦有较多的作品。
清代南方通商口岸也是油画艺术发展的中心，临仿是南方通商口岸油画发展的早期方式，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油画创作。其油画载体主要是瓷和玻璃，用于出口。瑞士赖色夫妇收藏的《摇纺轮的妇女》、《维纳斯梳妆》等均是根据法国黑白铜版绘制而成的彩色玻璃油画。18世纪后期，油画创作在南方通商口岸形成风气，成就最高的有史贝霖等。史贝霖作品的题材主要是人物头像，并建立起油画艺术家与艺术赞助人之间的联系，其载体也由玻璃发展到布面。鸦片战争前后，活跃在南方通商口岸的油画家越来越多。如1825年英国画家钱纳利定居澳门，与林呱、新呱和煜呱等共同创造了广东油画的兴盛，也促成了画风的丕变。
对中国明清油画的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首先，明清油画的研究资料寥若晨星，其作品少而分散；其次，明清油画作品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风格技法上也难于甄别和考证。胡光华是林树中先生的高足，为此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从欧、美和亚洲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多件明清油画以及大量的中英文历史文献入手，条分缕析，清理出中国明清油画发展的清晰的脉络，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上的空白。《中国明清油画》版式大方，印制精美，不仅可以阅读，而且可以收藏。
（编辑：皮鸦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