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称呼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所谓的「魏晋南北朝」，它是一个朝代名称的复合词，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其中所包括的朝代或国家，可以多达几十个。

我们不妨就先从「魏晋南北朝」一词开始，「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晋」主要指的是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与东晋(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南北朝」则指当时南北对峙的几个朝代，南方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北方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最后统一全国的隋朝。

除了魏晋南北朝一词外，也有以「六朝」来指称这个时期的用法，六朝指的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几个朝代的时间基本上与魏晋南北朝相当，它的特点是这六个朝代都立国於江东地区，而且国都都在建康(或称建业、建邺，即今日之南京)。

三国包括了魏、蜀、吴，分别是曹操父子、刘备父子及孙权父子所建立。

曹魏的年代始於西元220年，曹丕篡汉，建都洛阳，史称魏或曹魏。统治范围有整个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中游的江北及甘肃、陕西、辽宁的大部分地区。亡於西元265年，共历五帝、46年。

蜀汉为刘备所建立的国家，西元221年，刘备称帝於成都，国号曰汉，史称蜀或蜀汉。统治区域有今四州、云南、贵州全部和陕西的一部分。西元263年为曹魏所灭，共历二帝、43年。

孙吴为孙权所建立的国家，西元222年孙权称吴王，229年称帝，国号吴，建都於建业，史称孙吴或东吴。统治区域有今长江中下游、浙江、福建和两广地区。西元280年为晋朝所灭，共历四帝、59年。

晋朝分为西晋与东晋。西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晋武帝)，国号曰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西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秦汉以来的分裂，至此再度统一。统治疆域东、南至海，西至葱岭，西南至云南、广西，北至大漠，东至辽东。

但晋武帝死后不久，宗室之间爆发「八王之乱」，曹魏以来入徙塞内的游牧民族也乘机起兵称帝，全国又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

匈奴人刘渊建立汉政权(后改国号曰赵，史称前赵)，西元316年，刘渊族子刘曜攻占长安，俘晋愍帝，西晋亡国，共历四帝、52年，北方从此进入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代。

晋朝宗室司马睿在南方重建晋王朝，占有今长江、珠江及淮河流域，建都於建康，史称东晋。西元420年，刘裕代晋，改国号曰宋，东晋亡，共历十一帝、104年。两晋共历十五帝、156年。

五胡十六国，自西元304年刘渊称王起，北方各民族纷纷建立起各霸一方的王国，直到西元439年被鲜卑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为止，共历135年。在此期间，共有六个种族各自建立王国，包括．运、

匈奴、鲜卑、氐、羌、羯；这些王国的统治区域分布在北方和四川一带，共计有成汉(巴氐人李氏)、夏(匈奴赫连氏)、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族石氏)、前秦(氏族付氏)、后秦(羌族姚氏)、西秦(鲜卑族乞伏氏)、前燕(鲜卑族慕容氏)、后燕(鲜卑族慕容氏)、南燕(鲜卑族慕容氏)、北燕(汉族冯氏)、前凉(汉族张氏)、后凉 (氏族吕氏)、西凉(汉族李氏)、南凉(鲜卑族秃发氏)、北凉(匈奴族沮渠氏)等十六国。但另外还有汉人冉闵的魏、鲜卑族慕容氏的西燕、及北魏前身的代国等不被计算在内，此即史称的「五胡十六国」时代。

这时诸国彼此混战，仅有前秦苻坚时，曾经一度统一北方，但为时不久。

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代。宋乃刘裕於西元420年夺取东晋政权后所建立，国号曰宋，建都建康，因皇室姓刘，故史称刘宋。

犟盛时统治区域有今黄河以南、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是南朝当中疆域最大者，后来河南、淮北渐为北魏所夺。西元479年为萧道成所篡，共历八帝、60年。

齐，西元479年萧道成所建，国号曰齐，建都建康，为了与北朝的北齐加以区别，史称「南齐」，也因皇室姓萧而称「萧齐」。

统治区域有今长江抭域和珠江流域各省，东昏侯时国内大乱，西元502年为萧衍所篡，共历七帝、24年。

梁，西元502年萧衍所建，国号曰梁，建都建康，皇室姓萧，故称萧梁」。梁武帝时国力颇盛，统治区域有今长江及珠江流域各地，曾一度取得淮北和汉中。西元557年为陈霸先所夺，共历八帝、56年。

陈，西元557年陈霸先代梁称帝，国号陈，建都建康。统治区域有今长江、珠江流域各省，是南朝当中版图罪小者，589年为隋所灭，共历五帝、33年。

北朝主要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隋朝。

北魏乃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其前身在十六国时代为代国，淝水之战后拓跋珪重建代国，后改国号曰魏，史称北魏，或称后魏、拓跋魏、元魏。

西元398年建都於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元399年改号称帝，逐步并吞十六国中的夏、北燕、北凉诸国。

西元439年统一北方，统治区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与南方的刘宋对峙。

北魏国力颇犟盛，孝文帝拓跋宏於西元493年迁都洛阳，进行一连串的汉化运动，但因种种因素，却造成汉化与反汉化两大阵营的对抗，引起「六镇之乱」，瓦解了北魏王朝。

西元534年分裂 东魏与西魏，隔黄河而治，东魏后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从拓跋珪建魏，到西元557年西魏亡，共历十七帝、171年，是所有魏晋南北朝王国中立国最长久者。

东魏，西元534年，北魏孝武常受权臣大将高欢胁迫，逃往关中。

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孝静帝，迁都於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

统治区域有原北魏领土洛阳以东的地区。西元550年为高洋(高欢子)所代，东魏共历17年。

西魏，西元534年北魏孝武帝西入关中，将领宇文泰迎之。西元535年宇文泰毒死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魏文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统治区域有今原北魏领土洛阳以西的地区及益州、襄阳等地。西元557年 宇文觉(子文泰子)所代，西魏共历三帝、24年。

北齐，西元550年东魏大将高欢子高洋夺取东魏政权称帝，国号齐，建都於邺，为与南朝的萧齐区别，史称北齐，因皇室姓高，故亦称高齐，统治区域相当於东魏领土。西元557年 北周所灭，共历八帝、28年。

北周，西元557年，西魏大将禹文泰子宇文觉夺取西魏政权称帝，建国号周，都於长安，史称北周，因皇室姓宇文，故也称宇文周。

西元557年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并继续攻取江北、淮南，统治区域扩大到长江北岸。西元581年 隋所代，共历五帝、25年。

隋，西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篡夺称帝，国号曰隋，西元583年建都大兴(今陕西西安)，西元589年灭南方的陈朝，结束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全国再度统一。

统治疆域东、南至海，西到新疆东部，西南至云南、广西，北到大漠，东至辽河。西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杀，隋亡，共历二帝、38年。够了吧

对于魏晋时期学术思想，后人或以清谈误国批评之，或以风度雅致赞美之，褒贬不一。然而，上自汉末下迄南北朝统一，玄风大盛，学术思想的自由解放、往复辩难的气息浓厚，对于语言的哲学反思继先秦、两汉之后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诸如名实关系论、言意象之辨、“理胜”与“辞胜”之辨、佛经翻译中的“格义”和“合本”等关乎语言的哲学论辩层出不穷。这一时期语言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的也有工具论的，既有认识论的也有境界论的。本文将分别从语言，政治、实在，翻译和文字训诂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一、正名主义——从名实论到名理学

葛瑞汉曾经认为，中国语言哲学关注的主要不是本质问题而是名实相符问题。把握名实关系，不仅仅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语言观的一条主线，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观的一把钥匙。名与实，在先秦名家和墨家那里，一般被规定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即作为共相的名称、概念与其所指称的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但是汉魏时期的名实关系论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已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或逻辑学问题，而主要是一门如何认识、选拔、使用和评价人才的知识论和政治学。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品鉴的名实，它主要关注人才的流目品题与实际才能之间的关系。二是才性的名实，主要研究人的才能与德性的离、合、同、异关系。它的兴起与曹魏时期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三是律学的名实，它主要研究的是官职的权责关系，以便进一步“参伍形名”——综合比验官吏的实践效果与法规的文字规定之间的对应关系。

魏晋士人在“清谈”或“谈坐”这一学术社交活动中，十分讲究逻辑、修辞技巧，尤其是对辩论的技巧方法有着高度的自觉。所以，清谈其实就是一门关乎语言技艺和思想历练的活动。徐干在《中论·核辩》中指出，“夫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表明辩论的目的是辩明义理而非卖弄语辞，应该遵守“在彼犹在己”的原则，以求得以理服人的效果。刘劭亦在《人物志·材理篇》中认为，“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指出真正的辩论不能以辞害意，应该以辩明物理与人伦之定则为目的，看重的是言辞意义而非言辞的逻辑规则。绝大多数魏晋士人与徐、刘一样，皆对运用形式逻辑进行诡辩的方法持排斥态度，视诡辩为纯粹的游辞和狡辩。这是因为诡辩固然可以使人关注到词与物的关系，不过极有可能将人类认知引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困境，对人类追求理论知识的真确性构成了威胁。该时代的人们只偶然会提及先秦名学论题，如西晋鲁胜《注墨辩序》便对名家予以了高度评价，然鲁胜又说：“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这表明先秦名家的语言逻辑学传统几成绝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之自觉大都集中在了如何超越语言的形式性和有限性上面，阻碍了增进语言与逻辑工具之细致严密性的努力。

二、言意之辨与语言的功能问题

与魏晋南北朝士人从语言逻辑转向形上玄思的趋势恰恰相反，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通常是以拒斥或悬置形而上学为口号的，认为形上玄思才是对语言的误用。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曾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他要求人们老实承认形而上学的东西不可言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传统思维虽然承认形而上学超出了语言的范围，不过却一直致力于“说不可说”的思想任务。

魏晋士人以深受老庄思想浸润的王弼(公元226年一公元249年)为代表，采取了与先秦道家语言观相近的立场，不仅认同“得意忘言”，而且认同“得意忘象”。王弼空前重视超越于语言和形象之上的“意”，是义理派易学兴起的关键人物。王弼《周易略例》所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是说从理性言诠和经验直观中类推出来的意理，乃是对理性与经验的融合与超越，是超绝言、象的。“意”在这里，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不属于特定之物的理”——物理，而应该理解成认识主体通过卦言与卦象所表达的物理中所可能得到的启发或感悟。与物理相对，我们可以将这种由人的启发或感悟的东西统称之为“心理”或“意理”，包含了对于物——我关系的把握取舍与价值判断。

结合王弼的《老子指略》来看，“意”的超越性与“道”的超越性有相似之处，都是终极而超越的，具有“无形无名”的特点，既超越形象亦超绝语言。反过来说，形象与语言皆由于其有限性，而无法表诠终极、无限、全体之道的，正所谓“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语言之所以存在局限性，王弼的理由是“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名言皆有所指，然由于其所指皆为有限、具体的事物，对于无所不指之道是无能为力的。不仅于此，称谓皆有所诠，然由于其所诠皆为事物某个或某些方面的属性，对于事物的真正本质是无法穷尽的。因此，王弼所说的“意理”是更接近于一种终极体验和人生境界，要么是一种整体，要么是一种个人性的经验，而语言表达是分析性的、公共性的，故“意理”本身是不可说的。王弼“言意之辨”的焦点，并不是在说明思维——语言——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意在界定物我关系，以此来解决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应该采取何种生存方式的问题。因此，王弼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语言本体论和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是始终坚持了工具主义的语言观。可以说包括王弼在内的大多数中国思想家，都强烈质疑用语言文字来充分表诠终极义理的可能性。对“道”的终极体悟要求人们越过词与物的鸿沟，使人与物直接共处，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王弼对终极本原的体悟，使得他的语言哲学思想既重视了思想的主体，又暗含了超出其主体自身之外，具备了一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现代思维模式的特征。

嵇康(公元223年一公元262年)也认识到了语言的有限性。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明确指出了名言只是标识事物的符号，存在形式性与地域差异性，本身并不具有实在性和绝对普遍的意义。嵇康还分析了“言”与“心”的关系，亦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他主张“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认为主体心智并不受所言、所言之事物的限制，而标识事物的语言亦不足以表达人的主观意识与心智感受，强调了语言的局限性及思维主体的自由特质。在语言工具论这一点上，嵇康与王弼等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与当代解释学所坚持的语言本体论观点——思维就是遣词造句的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得意忘言式的语言工具论，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思想的主流，也是以后历代语言思想的基调。但是也有特例。这一时期的欧阳建(?一公元300年)则明确地提出“言尽意论”。欧阳建认为，语言指称实在，指即其所指，名言不可能指称不存在的虚无。既然语言代表了实在或者就是实在，那么反过来说，欲想了解世界则可以通过研究语言来实现。这既是语言实在论又是语言本体论。但是，在工具主义和功能主义盛行的中国语言哲学思想传统中，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将语言看成是一个指称和表意的工具，既没有把语言看得与实在同等重要，也没有把语言看得与思维同等重要。欧阳建虽然提出了言能尽意的观点，但他对语言本体论视角其实也是持排斥态度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显示出“言尽意论”自身内部难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难题——本意是为了重视实在，却可能不得不与重视实在一样去重视语言。至于名言能否表达实在之外的东西，如王弼所说的“意理”，欧阳建没有明说。他将言意之辨的焦点完全集中在名实关系上，属于认识论的领域，因而与先秦墨家名实论有某种内在联系。他没有直接触及到王弼所关注的言意问题的实质，可以说他的“言尽意论”并没有驳倒这一时期主流的“言不尽意论”。

三、文字训诂与经典解释

语言文字是随着时空条件的转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与地域性特点。历时性的语言固化为文字，思想固化为经籍。而作为经籍研究主干的经学在汉代如日中天的时代过去之后，随即跌入低潮。魏初荀粲曾说：“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经典文本的神圣性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对于如何对待和阐释经典文本则涌现出新的观念，就阐释学的方法论而言，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堪称魏晋南北朝时解释经典文本的主要范式。在魏晋人们看来，经典文本并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其本身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阐释者透过文本而与自身的经验和理性相契合、相贯通。因此，经典文本不仅应向历史开放，也应该向当下(主体经验)开放；对文本的阐释与其说是一种还原，不如说是一种创造。这就是说，经典具有历史性的同时，还更应具有时代性。这与现代解释学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这样一来，魏晋义理之学对汉代注疏之学进行了一次解释学上的革命。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的语言文字“非自然一定之物”，反对“前言”的绝对性与神圣性。嵇康在两种基本的经典阐释方式——“借古义以明之”与“多恃前言以为谈证”之间，选择了前者。他固然承认经典文本对个人认知具有借鉴、印证和启发的作用，但他更为强调主体经验所得乃是了解自然之理的前提基础。否则，正如其所言，“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对于经典文本的阐释只能越来越繁琐空洞，愈来愈远离个体的生存经验。魏晋玄谈的主要对象是“三玄”，即《易》、《老》、《庄》，相关的注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都侧重注释者对文本哲理层面的发挥，而非文字的疏解。另外，在南朝经学、玄学和佛学的讲解与互动过程中，出现了登座讲经的义疏或讲疏这一注释经典的新形式，其主要内容是对经典文本及前人传注解释的再解释和疏通，以期更准确地理解经典原意。在唐代统一经典文本及其注疏出现之前，无论是注释还是义疏都是比较自由的，可以综核诸家，参以己意做出裁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字训诂是经典解释的基础，虽非直接与语言哲学有关，但却包含了语言哲学的一些要素。中国文字是以“依类象形”为基础的象形文字，它同时包含了音、形、义三个要素，掌握字音、字形是了解字义的基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文字三个要素的态度是有着不同侧重的。早期的文字观，得益于对汉代经学的反动以及“得意忘言”思维模式的影响，一般较为看重文字音、形要素背后的意义。南北朝末期则开始出现重视文字音、形要素的呼声。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已经指出了通晓文字(尤其是字形、字音)对于经典解释的重要性。他不再一味强调经典义理的发挥，转而重视起对文字的音、形、义的知解，正预示着一个和解释经典密切相关的新型语言文字观的出现。

四、文学与翻译中的语言哲学问题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与语言哲学思想之间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得意忘言”式的语言工具论思维，才会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度发达的文学艺术传统。无论是陆机的物——文——意问题，还是刘勰的物——辞——情问题，与魏晋言——意——象之辨显然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哲学背景。刘勰说：“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文章以“述志为本”，明确表明他坚持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语言文字以得情、得志、得意为最终目的，一旦实现了这一最终目的，语言文字本身随之消融在其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中。由于整个时代都倾向于用文学语言来表达自我情感及作家个人的自由意志，张扬了“诗言志”的传统，使得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显示出性灵、隽永和自然的独特风格，并最终指向了无言之美、无言之意境。

另外，在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过程中，也涉及到一些语言哲学问题，如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了佛经汉译过程中存在的“五失本”和“三不易”原则，首次对于佛经翻译追求准确性时所碰到的困难及其原因进行了系统总结，表现出对于不同语言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的高度自觉。僧肇在解“空”过程中提出的“诸法假号不真”问题，也涉及到语言哲学问题。因为万法皆空，作为万法共相的名亦不是真实的，只是暂时假借的工具而已。而僧肇还认为“言迹”不能表达“至理”，类似于玄学的言意之辨。僧肇所说的“求言所不能言”，“相期于文外”，其实就是王弼的“得意而忘言”思想在佛教中的再现，二人皆视名言仅为工具，言外之意才是语言的最终目的。佛教哲学的语言观，从一个方面丰富了中国中古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应该说，近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存在着想把哲学变成一门严密的科学的伟大抱负，或者说想把哲学建基于稳固的语言科学基础之上的企图。而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视角，与魏晋时期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语言观，显然是大异其趣的。魏晋时期哲人对语言的局限性有深刻的认识，认为“无言”，即沉默与意会也是一种“言”，“言无言”，即说不可说，在表达方式上属于遮诠与反诠，目的在于追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无言之境的默契与悟解。对于超越于语言之外的意境问题，现代西方语言哲学若不是认为其是形上独断的和心理学的，就是将其悬置不论。但是，现代语言哲学对于名称或命题意义的不懈追问，反映了语言哲学对于语言与对象世界、主体经验三者之间恰当关系的焦虑。魏晋南北朝时期提出言与无言的辩证语言哲学思想，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语言哲学思想资源。

13031801502：为什么叫魏晋南北朝
虞璧师 ：答：除了魏晋南北朝一词外,也有以「六朝」来指称这个时期的用法,六朝指的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几个朝代的时间基本上与魏晋南北朝相当,它的特点是这六个朝代都立国于江东地区,而且国都都在建康(或称建业、建邺,即今日之南京)。 三国包括了魏、蜀、吴,分别是曹操父子、刘备父子及孙权父子所建立。 曹魏的...

13031801502：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父亲的兄长和父亲的弟弟怎么称呼
虞璧师 ：答：（4）爷：古代对成年男子较广义的称呼，宋代开始用作对祖父之称，魏晋南北朝就用作对父亲之称，或写作“耶”。（5）母：是对母亲最常见的称呼。而在古代对母亲的称谓中，大都和“母”相似，又用作对成年妇女或老年妇女的泛称。其中较重要的有：“婆”、“娘”、“娘娘”、“姥”、“大人”、“妈...

13031801502：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公贵族家族辈分及称呼问题
虞璧师 ：答：称呼姐妹是用姊妹相称，外人则称呼为娘子或X娘。比如二娘。魏晋才女谢道韫在后世诗词中被频频提及为谢娘就是由此而来。且在魏晋南北朝来说，男女排行是分开的。魏晋南北朝服饰(220～589）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

13031801502：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男女的称呼各是什么?
虞璧师 ：答：一、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祖辈称谓(一)祖父、祖母 在这个时期,指称“祖父”的称谓有“祖父、大父、公、王父、翁”等,指称“祖母”的称谓有“祖母、大母、母、祖亲”等,合称有“大父母”,列表l如下: 表1祖父、祖母称谓(1)“祖亲”称呼祖母,出现于中古汉语时期,北魏《元湛妻薛慧命墓志>:“祖初古拔,祖亲...

13031801502：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是怎么称呼汉人的?为什么?
虞璧师 ：答：不同的朝代时候，别人对我们汉族人的称呼是不一样的，就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对我们称呼并不都是汉人。他们对我们这里分布的不同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称呼，这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和统治的朝代不同带来的结果。一、 历史具有局限性，每个人的眼光也有局限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湖人仍然称部分人为汉人，是...

13031801502：魏晋南北朝的一个问题
虞璧师 ：答：严格应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基本分裂的时期。这个时期由220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位开始。魏国代替了汉朝，所以称魏晋南北朝

13031801502：魏晋时期人们相互之间如何称呼?例如 父子间, 夫妻间,朋友间,萍水相逢的...
虞璧师 ：答：夫妻间，对内妇称夫为夫君，郎，郎君(特别注明，魏晋时期相公有特别含义，不能乱用。另外郎和郎君的用法不仅限于此)等。夫称妇为妻。对夫称妇为拙荆，贱内等。朋友间一般尊其子号，就是直接叫他的字或者号。萍水相逢的人一般称呼丈夫，郎君(男)或娘子(女)，年纪大点的就是老丈人，老大娘。年纪...

13031801502：魏晋南北朝为什么称之为”六朝“?数目不够呀?
虞璧师 ：答：六朝,历史上指的是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以南京为国都的朝代(转贴)魏晋南北朝评孔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

13031801502：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不经商的官吏会被称为美玉而南北朝却没有类似...
虞璧师 ：答：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9年）经历了长期的分裂和动荡，这段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革都比较剧烈。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差异，因此美玉这一称呼在南北朝时期不再使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和战乱等...

13031801502：魏晋南北朝亲属称谓
虞璧师 ：答：此外，外甥、外孙、女孙、孙女等亲属关系的称呼也体现了家庭的扩展和延续。至于伯叔亲族、姑母、舅父母等称呼，它们构建了更为广泛的家族网络，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家族观念和礼节。每个称谓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纽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亲属称谓，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更是一种历史的记忆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