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 郭沫若 观后感 200字

1、《屈原》创作的时代背景。

《屈原》创作于1942年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集中主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蒋介石则加紧反共，大搞分裂，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时，在国统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整个国统区成了令人窒息的铁罐头。

面对黑暗如漆的现实，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郭沫若便以历史剧为投枪，借古喻今，创作了历史剧《屈原》，有意识地“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并说：“我是有意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的时代。”
2、《屈原》的矛盾冲突和主题。

《屈原》的矛盾冲突，集中表现为以屈原为代表的联齐抗秦为爱国政治路线与以南后靳尚为代表的降秦卖国的反动路线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这是全剧的思想冲突和冲突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迫害和反迫害的斗争，构成了贯穿全剧的动作线。

主题剧作展开这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拼死决战，突现了古代爱国诗人、政治家屈原的高贵品质，使全剧充满了崇高的悲剧精神与磅礴的正气。它愤怒地揭露和鞭苔了卖国求荣、昏庸无道、陷害忠良的魑魅魍魉，喊出了“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的时代最强音。
3、屈原形象的性格特点及其意义。

屈原是战国时代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忘我的斗争精神是他的性格特点。他热爱祖国和人民，衷心地希望楚国能强盛起来，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

意义屈原的形象，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形象。他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的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融注着我们民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精神，显示了民族的无穷力量，也展示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和战斗的革命风格。
观后感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实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鲁迅）。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他创作者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正是持着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作题材，创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作。剧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已经不完全同他们的“原型”一样了。
　　剧中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典型。他心中时时系念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力主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因为他早看透了秦国的野心，认为唯有联合抗秦才能保国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没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陷害他，横加以“乱宫廷”之类的罪名。屈原把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看得远远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他冲破一切思想束缚去进行英勇的斗争。昏庸专横的楚怀王不听屈原的一再忠告，破坏了反侵略统一战线，转而依附秦国。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的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雷电颂》，是屈原斗争精神最突出的体现。而爱国爱民的深切感情，是诗人斗争精神的源泉。
　　《屈原》剧中，还刻画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婵娟的存在似乎可以认为是屈原辞赋的象征，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当风云变幻、浊浪排天的时候，她那平日蕴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优秀品德，真正突现出来。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生命垂危时那番动人肺腑的倾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竟与橘树同风”的高尚灵魂，一个广大人民道义精神的化身。这个形象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陷害屈原这样的忠良，祸国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无耻。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南后这个形象的刻画，对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了反衬的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品德，益加鲜明突出。
　　剧中的宋玉，是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塑造的。他虚伪自私、全无操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屈原，并同婵娟形成鲜明对比。宋玉这个形象，对当时依附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文人，无疑是有力的鞭挞。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剧本的深刻主题得到充分表现。观众和读者从这出历史剧中会自然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所遭的残杀，……从而加深了他们对祖国前途的忧虑，燃起他们心中的怒火，鼓舞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屈原》一剧中，穿插了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民歌。它们是剧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剧情发展，人物刻画，主题表达，都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剧本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譬如，全剧以屈原朗诵《橘颂》开始，结合屈原对于《橘颂》内容的阐发，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负。因此，屈原时时以橘树的“内容洁白”“植根深固”“秉性坚贞”自励并劝勉青年，要他们“志趣坚定”，“心胸开阔”，气度“从容”“至诚”，特别是要“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这与第二幕南后等策划阴谋时所表现的自私偏狭、卑鄙阴险形成了强烈对比，为随之而来的剧烈冲突做好了准备。婵娟死后，《橘颂》再次出现，首尾呼应。它像是始终回响在一部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反复出现，以强调剧本的主题──“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再譬如《雷电颂》，则被安排在全剧高潮的波峰浪巅，由主人公屈原独白。这不仅是刻画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而且使剧本主题异常鲜明地突现出来。其他如屈原吟咏的《九章》《惜诵》译句，有助于表现诗人蒙受奇耻大辱之初的心情。正因为有这些精彩丰富的诗歌，自然而和谐地穿插在剧本中，才使剧本充溢着浓郁的诗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关于《屈原》的创作意图，郭沫若曾经讲过，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演出的实践表明，作者的这个目的达到了。1942年春天，《屈原》开始在重庆上演，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尽管《屈原》后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但是《雷电颂》的声音仍然回响在整个山城，常常可以听到群众发出“爆炸了吧……”的怒吼声；“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
　　《屈原》不但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已形成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同作者早期的历史剧相比，它们不仅仍保持着鲜明的个性、浓厚的诗意、炽烈的热情等一贯的特色，而且具有了更厚实的现实基础，更充足的信心和更坚定的理想，可以鲜明地显示出郭沫若历史剧革命浪漫主义风格的这种发展和成熟。

郭沫若， 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
新中阳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在这期间，郭沫若写了许多迎合时代的文字，因此受到后人诟病，理论专著《李白与杜甫》一书更是令人齿冷。因此郭沫若其人在中国文化界成为人格方面的反面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