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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同是中国人,说话的语调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来源:www.zuowenzhai.com    作者:编辑   日期:2024-06-16
为什么同为中国人 各地却有不同的口音呢

答案是“水”,为什么水果、疏菜,有的地方好吃,有的地方不好吃呢?就是因为土质水质不一样。人的口音也是这样,举个例子:山东的“高密市”和“胶南市”是在一条水线上,口音就差不多,连接这两个城市的村庄的人,口音也基本相似。我是高密,以前我经常到胶南进海货,我就感到纳闷,后来我问过好多人,最后终于弄明白了。

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
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它们分布的区域很广。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但由于这些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词汇、语法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它们不是独立的语言。根据方言的特点,联系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目前方言调查的结果,可以对现代汉语的方言进行划分。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中国古代语言从时期上来分,差异很大,所以争议也很多。有两种资料(在下面),第一种是从历史的角度,第二种是从古汉语发音的角度。但不管是哪方面资料,对于秦朝以前的中国官方语言都还是未知数。
总的来讲,如下:
秦朝以后:以陕西、咸阳方言为基础的某种语言;
南宋时期:出现类似北京的“儿化音”;南京话也有可能。
官话在明清时代的不同时期可能采用不同地区的语音。明代至清初的官话究竟采取哪个(哪些)地区的语音,有颇多争论,有金陵(今南京)说、北京说、洛阳说等数种1。可以确认的是,从清朝的某一时期至清末,官话都是采取北京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的南京话、洛阳话、北京话,与明清时期特别是与明初的南京、洛阳、北京音相比已有很大的变化。
:(此文章好像缺乏实证,不过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有参考价值)
当今中国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普通话的基础就是北京话。中国官方语言的这个传统大概从元代就开始了。但是,元代以前,中国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几乎没有确切的历史记录。
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建立始于秦朝,但是,历史记载显示,秦朝只统一了文字,所谓“书同文”,而没有统一语言。直到今天,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很大,也是一个历史的遗迹。秦朝以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夏商周的官方语言应该相对统一,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各个独立王国基本上都是各自独立的官方语言。齐楚燕韩赵魏秦,再加吴越等,各个朝廷的官方语言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么秦朝以后,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之后,中央朝廷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呢?按照常理,秦朝的官方语言也许应该是以陕西、咸阳方言为基础的某种语言吧。西安作为历史古都,在中国历史上长期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因此,有理由认为,在元代以前,中国政府的官方语言应该是陕西话,或者西安话。
之所以要讲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时,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中国古代诗歌非常讲究音律和平仄,那么,这种音律和平仄是按照那种语言制定的?换句话说,李白的诗应该用什么语言念更符合音律和平仄?今天,我们念李白、杜甫的诗,毫无例外地使用的都是普通话,但是在唐朝的时候,李白在朝廷之上,要求高力士为他脱靴再做诗的时候,他使用的什么语言?我们用今天的普通话念“看书”这个词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发音,在陕西话里就是“砍树”。那么,当唐朝人写下“砍树”这个词,我们今天念的时候,应该是念成普通话的“砍树”,还是“看书”?虽然这种区别对于今天我们读古文、念古诗似乎也没多大区别,但是,在我们研究古代诗歌音律的时候,这个区别就非常重要了。
宋朝的苏东坡诗名很高,苏东坡是四川人,我听过用四川话念苏东坡的诗,很有味道,不比用今天的普通话念逊色。然而,我们能够肯定苏东坡诗词的音律就是按照四川话的发音吗?好像也没有充分的理由。
宋朝还有一个诗人叫周敦颐,也就是写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那个人。历史记载说,周敦颐的诗歌是语言和音律配合最好的。今天我们用普通话来念周敦颐的作品,这种感受并不明显。所谓语言和音律的配合,可以举一个现代的例子让大家有所体会。著名作曲家谷建芬有一首歌叫做《在蘑菇的小姑娘》,谷建芬说,她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念歌词,在念的语调中找到音乐旋律。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箩筐”唱腔和念白真的非常接近,这也是这首歌曲琅琅上口的原因之一。可惜现在很多作词、作曲的人,不太懂这个道理。回到周敦颐的问题上,古人评价周敦颐,说他的诗歌和音律最贴近、最符合,用今天的普通话我们难以感受,也许合理的解释就是,周敦颐的诗歌最适合的语言可能不是今天的普通话。
作为语言学的学术研究,中国的语言在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制定标准语音的事件,一次在汉朝,一次在宋朝。但是,那时候的语音规范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模糊的。例如汉朝的《说文解字》,对于字音的注释,今天看来就不够精确。举一个例子,按照《说文解字》的主音规则,“刘”这个字的发音可以注释为“李楼切”,也就是“李”的声母同“楼”的韵母相切。但是,“六”似乎也能这么注音。当然,“六”更适合的注音也许是“李漏切”,然而,当我们不知道“李”、“楼”、“漏”的标准发音时,又如何能获得“刘”、“六”的准确发音呢?《说文解字》的注音法,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循环,你只有掌握“李、楼、漏”的发音,才能掌握“刘、六”的发音,但是,要掌握“李、楼、漏”的发音,你还必须先掌握其他字的发音。这种注音的循环状况,缺少了今天小学生先学音标的标准化过程。同样是“李楼切”,用普通话读,和用四川话读,用广东话读,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难以达到统一语言发音的效果。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古代文学作品中很多不符合音律的现象,他们往往用一个简单的说明就带过了——古代发音和今天的发音不同。

  朋友,方言产生的原因在于:
  是语言因地域、政治等原因被分化或统一,进而发展不平衡而逐渐形成的。
  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他们分布的区域很广。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但由于这些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词汇、语法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它们不是独立的语言。根据方言的特点,联系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目前方言调查的结果,可以对现代汉语的方言进行划分。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语、客家方言 、闽语 、粤语 、湘方言 、赣方言 等等。下面依次述之:

  1,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内部一致性较强。在汉语各方言中它的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3%。

  北方方言可分为四个次方言:⑴华北、东北方言,分布在京津两市,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⑵西北方言,分布在陕西、甘肃等省和青海、宁夏、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新疆汉族使用的语言也属西北方言。⑶西南方言,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及湖北大部分(东南角咸宁地区除外),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等。⑷江淮方言,分布在安徽省、江苏长江以北地区(徐州、蚌埠一带属华北、东北方言,除外)、镇江以西九江以东的长江南岸沿江一带。

  使用这一方言的人约占中国人口的70%。

  北方方言的明显特点包括:失落了大部分的中古辅音韵尾。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现在已经只剩下“-n,-ng”。同时,与其他方言相比,北方话的声调较少。(这是因为北方话中只有平声区分阴阳。)因此,北方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这在其它方言中比较少见。

  2,吴语

  在江苏南部、浙江绝大部分、上海和安徽南部部分地区使用,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吴语内部分为太湖片(北部吴语,包括苏南、上海及浙江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一带,以上海话、苏州话或绍兴话为代表)、台州片(浙江台州一带)、婺州片(浙江金华一带)、处衢片(浙江衢州、丽水一带)、瓯江片(浙江温州一带)、宣州片(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其中安徽西南部和浙江西部受赣方言影响,浙江南部保留了较多古代百越话特征,以至不能和作为典型吴语的太湖片吴语通话。其主要特点为:

  古全清、次清、全浊声母三分,其中全浊声母一般读作浊音,如大多数地点古端透定三母读/t/、/th/、/d/。

  大多数地点古三个鼻音韵尾合并为一个(一般为-ng)、三个入声韵尾亦合并为一个(-?)。

  双元音多单元音化,不少鼻音韵变为鼻化元音,甚至不带鼻化。

  声调按清浊分为两组,一般有七到八个,但上海市区只有五个。

  3,客家方言

  在中国南方的客家人中广泛使用,主要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台湾、四川等地,以梅县话为代表。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但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话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话的特点。客家话不仅限于汉族客家人使用,在畲族中也广泛使用。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4%。

  4,闽语

  在福建、台湾、海南、菲律宾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使用。由于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闽北方言、闽东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闽中方言、和闽南方言(以厦门话或台湾通行腔为代表)。闽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闽语系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闽南语,共有“-p,-t,-k,-?,-n,-m,-ng”七种辅音韵尾;保留中古汉语声调“平、上、去、入”分阴阳的特征。使用闽南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4.5%。

  5,粤语
  以广州话为代表,主要用于广东省、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间。粤语声调非常复杂,广州话有9个声调。同时也是保留中古汉语特征较完整的方言之一,包含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粤语内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粤语的人口大约站汉族总人口的5%。

  6,湘方言

  在湖南使用。通常被分为老和新两类。新湘语更接近于北方话。湘方言以长沙话(新)及娄邵片(老)为代表,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新湘语以长沙话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特点为方言舌音,后鼻音丢失,及ch/q不分、h/f不分、sh/x不分、ong/eng不分等。包括长沙话,岳阳话,益阳话,株洲话,湘潭话等。老湘语包括衡阳话,湘乡话,邵阳话等,如湘乡话分布在湘乡、双峰、娄底、涟源四县市,整体发音基本一致。

  7,赣方言

  以南昌话为代表,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靠近江西一侧的部分地区,如浏阳平江茶陵等地。使用人数约为2.4%。 主要有:北部地区的南昌话、东部地区的鹰潭话、中部地区的抚州话、西部地区的宜春话、西南部地区的吉安话,江西其他地区有的为客家话,不属于赣方言。

  8,其他方言
  下面的几种方言是否构成独立的大方言区,现在尚有争议。

  晋语: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通常被认为是北方方言的一种。

  平话: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使用.相传为宋朝时驻守广西的平南军讲的山东话。是北方方言的分支。

  徽语:又称徽州话,或认为属于吴语。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35.htm

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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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目所探讨的方言,仅限于狭义的方言,也就是所谓的“地域方言”。至于广义的方言,也就是包括地域以外其他不同种类之语言变体的讨论,请见“社会方言”和“个人方言”。此外,关于中国西汉时期学者扬雄名为《方言》的著作,请见“方言 (著作)”这个条目。
方言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指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某种语言的变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所谓的“语言”和“方言”进行定义时,无论是采用社会语言学者“相互理解性(mutual intelligibility)”的判别标准,或者是历史语言学者“历史发展关系”的判别标准,我们都无可避免地会碰到相当程度的任意性和困难性。因此,多数人同意,在实际操作上,判别语言和方言的标准往往是政治性的,如果某种语言完成标准化(特别是书面标准化)的程序,我们通常将其称之为“语言”(其本质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标准化方言”);如果某种语言没有完成这个程序,则我们通常将其称为“方言”(本质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非标准化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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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言”或“语言”?
2 语言人类学的看法:将语言视为是抽象观念
3 社会语言学的看法:相互理解性
3.1 语言差异的连续性
3.2 理解的定义
3.3 不同个体的不同理解能力
4 历史语言学的看法:历史发展的关系
4.1 基本观念的混淆
4.2 和“相互理解性”概念不一定兼容
4.3 语言变迁的不同速度
5 用政治因素来理解所谓“方言”的概念
6 和“方言”相关的研究书目举隅
7 参考出处
8 参看
9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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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或“语言”?
许多语言学者认为,所谓“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基本上是任意的,虽然一些语言学者曾经提出种种不同的判准,但是讽刺的是,这些不同的判准却常常会产生不一致的结论(详见后述)。而在实际操作中,和“方言 vs. 语言”相关的判断不但是主观的,而且基本上是由于不同语言之使用者的政治权力不一致而造成的。一个或一些语言之所以会被称之为“方言”,通常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由于这些语言缺少适当的书面语,或者是虽然有书面语,该书面语却不被承认为具有正当性;
由于这些语言的使用者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
由于这些语言长久以来被其他的语言所歧视(Wikipedia 2005a)。
以下对语言学者几种比较常用的“方言 vs. 语言”判别方式进行讨论,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判准在实际应用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以“政治因素”来解释何谓“语言”,何谓“方言”,就变成是比较具说服力的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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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人类学的看法:将语言视为是抽象观念
对语言人类学的学者而言,方言是指“某个口语社群(speech community)所使用之某种特定形式的语言”(Wikipedia 2005a)。也就是说,相对于“方言”而言,“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口头上所使用的都是某种“方言”,而不是“语言”。

事实上,在现代某些社会中,人们会人为地制定所谓的“民族共同语”或“官方语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族共同语”或“官方语言”也是以某一种方言为基础而产生的,在本质上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方言。以中国所使用的“普通话”为例,中国的语言学者周振鹤和游汝杰(1986,5)就这样表示:“且不管大多数人所说的普通话都是带有方言特征的,就是标准的普通话也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北京话和北方话当然也是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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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的看法:相互理解性
一般来讲,多数的语言学者会试著依寻社会语言学的定义,将“相互理解性”视为是判断“方言”或“语言”时最重要的一个判准。简单来讲,如果一个人会使用A语言,在不用另外教导的情况下,她/他也可以了解B语言的话,那麽,这个B语言就可以被视为是A语言的方言,或者A语言可以被视为是B语言的方言。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A语言和B语言都被视为是另一个C语言的方言,而C语言则被称之为“语言”。相反地,如果使用A语言的人无法了解B语言的话,那麽,A语言和B语言就是不同的“语言”,而不是“方言”(Terralingua nd)。

这个定义虽然看起来简单明确,但是在实际应用上却也有不少困难,以下列举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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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差异的连续性
“相互理解性”概念的第一个难题在于“语言差异的连续性”。比如说,A语言的使用者了解B语言,B语言的使用者了解C语言,C语言的使用者了解D语言。然而,A语言的使用者却不了解C语言,而B语言的使用者也不了解D语言。那麽,这四个语言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在哪里划上“语言”和“方言”的界线呢?也就是说,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基本上是一个连续体,并不存在一条明晰而可以一刀两断的界线。语言学家通常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方言连续性(Dialect Continuum)”(见Wikipedia 2005b)。

此外,如果是A语言的使用者了解B语言,而B语言的使用者却不了解A语言的话,那麽,我们是应当以A语言的使用者当作标准,而将这两个语言的关系视为是“方言和语言”,还是要依照B语言使用者的标准,而将这两个语言视为是不同的“语言”呢?(Terralingua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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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定义
再者,“相互理解性”这个语汇本身就不是十分容易定义的一个概念。到底什么叫做“理解”呢?比如说,如果A语言和B语言使用者只能进行“半沟通(semi-comunication)”的话,那麽,这算不算是理解呢?再比如说,A语言的使用者可以在口语上理解B语言,但却无法理解B语言的书面语,那麽,这又算不算理解呢?相反地,如果A语言的使用者可以在书面语上理解B语言,但却无法理解B语言的口语,那麽,这也算是理解吗?(Terralingua nd)

以使用芬兰语的人来讲,由于瑞典语是芬兰公立学校所教导的一个科目,所有的芬兰人基本上都懂瑞典语,因此他们也可以读懂一些丹麦语。然而,他们却在口头上完全无法理解丹麦语。所以,以芬兰人的标准来看,我们难道应该宣称丹麦口语和瑞典口语是不一样的“语言”,但是丹麦书面语却是瑞典书面语的“方言”吗?(Terralingua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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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个体的不同理解能力
此外,使用同一个语言的不同个体,其实也拥有不尽然相同的“理解能力”。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具备多语能力,和只具备单一语言能力的人相比,她/他可能在理解没正式学过的语言上,就拥有更好的机会可以理解其他语言。Terralingua(nd)以一个没正式学过荷兰语、但却懂其他六种印欧语系语言(丹麦语、英语、德语、拉丁文、挪威语、瑞典语)的学者为例,由于精通多种语言的关系,这个学者虽然完全没有学过荷兰语,却多少可以理解些许荷兰语。那麽,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对于只懂瑞典语的人而言,荷兰语是另外的一种“语言”,但是,对这个学者而言,荷兰语却是瑞典语、德语或者是英语的“方言”呢?,

事实上,除了上述这三个论点以外,我们还可以举更多的例子来挑战“相互理解性”这个概念的适用性。我们所要指出的是,用“可理解性”来区辨语言和方言,在实际操作上是充满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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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学的看法:历史发展的关系
有很多历史语言学者,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著手,将“从某个历史上比较久远之沟通媒介发展出来的口语形式(speech form … of the older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from which it developed)”称之为“方言”。比如说,以这种观点而言,属于日尔曼语族的语言就被视为是“拉丁语”的方言,而现代希腊语则被视为是“古希腊语”的方言(Wikipedia 2005a)。然而,这种定义也会遭遇到不少难题,以下是一些基本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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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观念的混淆
第一个难题是基本观念的混淆。从这种观点来看,假设A语言系衍生自B语言,而B语言又是衍生自C语言的话,那麽,以B语言为例,虽然她对A语言而言是一种“语言”,而A语言则是一种“方言”;但是,B语言却也同时是C语言的“方言”,而C语言则是一种“语言”。这种操作方显然会让整个概念系统变得复杂而混淆不清(Wikipedia 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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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互理解性”概念不一定兼容
再者,以“历史发展关系”当作标准所界定出来的“语言”和“方言”,其彼此之间却不一定具备社会语言学者所强调的“相互理解性”。也就是说,在将“承传关系”视为是判别语言或方言之主轴的时候,作为“子语言”的“方言”,和作为“母语言”的“语言”之间,却不一定具有“相互理解性”(Wikipedia 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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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变迁的不同速度
最后,一个“语言”有可能会同时产生一个以上的“方言”,而这些“方言”又各自有不同的变化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很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某两个历史发展关系上比较不亲近的“方言”(根据历史语言学者的定义),她们两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性”,竟然比她们和其他历史发展关系上比较亲近之“方言”的“相互理解性”还要高。以同属于罗曼语支(Romance)的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为例。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相似性,就比她们和法语之间的相似性高得多,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意大利语和法语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西班牙语和法语之间的关系,都比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关系要密切的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法语在历史上变化的速度比较快,而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变化速度比较慢,所以她们两者之间反而拥有更多共享的语汇(Wikipedia 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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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治因素来理解所谓“方言”的概念
语言就是拥有陆军和海军的方言。 --- Max Weinreich (引自Wikipedia 2005a)
如果说,无论是“相互理解性”或者是“历史发展关系”,都无法清楚地划出“方言”和“语言”之界线的话,那麽,根据多数语言学者的共识,造成这条界线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在语言“本身”,而是语言以外的其他政治和社会因素。在区别“方言”和“语言”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该语言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程度。如果某种方言曾经被书面化(这通常是标准化的前提)过、而且已经达成一定程度之标准化的话,我们就将其称之为“语言”(Terralingua nd)。

Peter Trudgill 就曾经这样宣称,对他而言,“语言”就是“一种独立的、标准化的变体 ……,而且有她们自己的生命(independent, standardized varieties ... with, as it were, a life of their own)”(引自Terralingua nd)。以这种标准来看,这个世界上多数的既存语言,可能都无法被称之为是一种语言。事实上,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其实都存在著很多可能变成“语言”的方言。然而,如果论及历史发展的现实,我们却发现到多数的语言都没有完成这个标准化的程序,而被人称之为“方言”。相反地,只有某些特定的语言被某些人刻意选取出来,而成为所谓的“语言”。那麽,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历史发展的现象呢?为什么某些语言最后变成“语言”而某些语言最后变成“方言”呢?Terralingua (nd)正确地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追问是谁在从事这些标准化的工作?是谁从这些标准化的工作中获得好处?答案很明显,正是那些菁英、国家机器的建构者、以及教会代表。正是这些人的选择,决定了一个语言是被称之为“语言”或者是“方言”。

因此,所谓“方言”或“语言”的分类,其实反映的不是语言本身的优劣,而是语言使用者的相对政治权力。一个语言之所以被称之为“语言”,那是因为使用这个语言的人掌握了政治决策的权力。相反地,一个语言之所以被称之为“方言”,那是因为使用这个语言的人被剥夺了标准化其语言的权力。就像Max Weinreich所宣称的“语言就是拥有陆军和海军的方言”一样,Terralingua(nd)也用类似的方式对“语言”下定义:“语言就是拥有国界的方言”、“语言就是菁英所推销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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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言”相关的研究书目举隅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只收入专书,不收入书籍篇章及期刊论文)

Britain, David, and Jenny Cheshire. eds. 2003. Social Dialectology: In Honour of Peter Trudgill.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
Campbell, Lyle. 1998.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heshire, Jenny, and Dieter Stein. eds. 1997. Taming the Vernacular: From Dialect to Written Standard Language.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Escure, Genevieve. 1997. Creole and Dialect Continua: Standard Acquisition Processes in Belize and China (PRC). Amsterdam: J. Benja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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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ram, Walt, and Donna Christian. 1989. Dialects and Education: Issues and Answer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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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出处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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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游汝杰,1986,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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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
方言学
语言
社会方言
个人方言
标准化语言(标准化方言)
汉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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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Terralingua:Language or Dialect?

中国的方言是长期历史演变而形成的,随着版图的扩张汉族人南大规模南迁,由于政治分裂和地理阻隔等方面的原因和北方的交流一度中断,当北方由于受到异族入侵和自身语言发展等原因发音发身改变的时候,没有同步发生改变而保留了更多的古汉语发音,这样过程一次次发生,就产生了南方众多的方言,比如潮州话就是汉朝汉语发音的遗存,粤语是唐代的,四川话是宋代的,山东话是明代的,而北京话则是满人对汉语的不标准发音,最突出的表现为:1、汉语的入声彻底消失2、出现儿话音。据研究北京话是目前我国最不符合汉语发音规则的方言,根本无法按照古汉语的发音规则来推出正确的发音,而南方的许多方言都可以。

荷兰语 奥地利语 都是德语 只不过是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的差别 中国既然统一化了 虽然是中国人也存在高地和低地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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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37825968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语言不同?
劳包刻答:因为地理、文化、种族、宗教的差异。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甚至是文字。以前说话的读音,都是口口相传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然后就形成了各个地区的腔调。

17537825968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普通话”是如何形成的?
劳包刻答:由于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首都的变迁,长安,洛阳一带的语言便成为了官方语言,是古代中国人需要遵守学习的语言,大家都认为谢安的“洛阳读书音”非常好听,谢安的发音成为全国人民争相模仿的语言,风靡一时,就连日本的语言也是借鉴中国的“雅言”,结合日本本国的语言形成的现在的日语,...

17537825968各个国家的语言是怎么产生的?
劳包刻答:人类一般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呢?简 单地说,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类的语言。这可从两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劳动提供了产生语言的社会条件,使语言的产生成为必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形成过程, 就是人类祖先学会生产劳动,劳动成为社会首要实践的过程。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的生 产...

17537825968普通话怎么来的
劳包刻答:一、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区的人都说普通话,况且其作为官话有一定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北方的汉族人虽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说少许普通话,因此为了稳定大局,新中国顺势就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17537825968普通话的由来历史
劳包刻答:清末已出现“普通话”一词,清廷1909年规定北京官话为“国语”,民国时期多次制定国语读音,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规定国家通用语言为普通话。国语的前身是明清官话,更早之前则称为雅言。沿革:1909年清政府将北京官话命名为国语;民国时多次制定标准,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1923年...

17537825968普通话是谁发明的啊
劳包刻答:名称不同,内容基本是一样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我们也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历史上曾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叫什么呢?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之初,考虑到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

17537825968文字是如何产生的?
劳包刻答:中国人却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会意字,如“日+月=明,女+子=好”;表音字,如“阿”,没有任何意义,只表示一个音节;通假字,如“说-悦”;开始出现于汉字中。提及汉语,免不了令人联想到同样占文化课很大分量的英语。同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学习一种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这种语言思考,就想用母语思考一样。


(编辑:於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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