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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的简介

来源:www.zuowenzhai.com    作者:编辑   日期:2024-05-28
唐诗宋词元曲简介

唐诗宋词诗人介绍

张九龄(673-740),字子寿,韶州(今韶关市)人,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玄宗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唐代有名的贤相。

李白(701-762),字太白,晚年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出生于当时唐安西大都护府所在的碎叶城(今吉尔斯坦境内)。天才横溢,被誉为谪仙人。其诗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杜甫(712-770),字子美,其先代由原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属河南),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因诗中常自称少陵野老,又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少陵、杜工部,其诗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开元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诗风沉郁顿挫,语言精炼传神,对后世诗人影响极大。

王维(701-761),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开元进士。任过大乐丞、右拾遗等官,安禄山叛乱时,曾被迫出任伪职。其诗、画成就都很高,苏东坡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

孟浩然(689-740),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除了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过一次科考外,一直在家乡鹿门隐居读书、写诗自娱。诗多以山水田园为题材,是盛唐主要的山水田园诗人,与王维齐名,合称“王孟”。

王昌龄(约690-756?),字少伯,今陕西西安人,一说为南京人或山西太原人。开元十五年进士,一生只做过中下级官吏,安史之乱时,于还江宁途中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诗以写宫怨、边塞、送别为佳,尤长于七绝,有“七绝圣手”之称,时人推为“诗家天子”。

丘为(694-789?),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天宝年间进士,历官太子右庶子,与王维、刘长卿等友善,活到95岁,相传是唐代享寿最高的一位诗人。

綦毋潜(692-749?),字孝通,今湖北江陵人,一说江西南康人。开元十四年进士,由宜寿尉入为集贤院待制,迁左拾遗,终著作郎,后归隐江东。诗多写山林隐逸生活和方外之情,清秀俊丽。

常建(708-765?),籍贯不详,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只做过盱眙尉的小官。诗以写山水田园为主,选语精妙,境界超远。

岑参(715-770),南阳人,一说湖北江陵人,少时隐居河南嵩阳。天宝三年进士,初为小官,后做过嘉州刺史等官,世称“岑嘉州”。诗以写边塞生活著称,与高适齐名,合称“高岑”。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郎、聱叟,曾避难入猗于洞,因号猗于子,河南人。天宝十二年进士,因招募义军抗击史思明有功,广德二年授道州刺史,后迁容管经略史。诗多讽喻时政,反映人民疾苦。

韦应物(737-791?),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天宝末年曾在宫廷担任过玄宗的侍卫官,早年为人任侠,狂放不羁,后来发奋读书考中进士。因做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德宗贞元年九年进士,又举博学鸿词科。官礼部员外郎,因参与变革的王叔文集团,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人称柳柳州。诗文在当时都很有名,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隐居河南嵩山,四十多岁才中进士,只做过县尉一类的小官。一生困顿,性情耿介,诗多描写民间疾苦和炎凉世态。语言力戒平庸,追求瘦硬奇僻的风格。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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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年轻时使年任侠,睿宗文明元年进士,武则天执政时,任时麟台正字、右拾遗等小官。他对自六朝以来浮华绮丽的诗风深感不满,力求改革,在诗歌创作与理论上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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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颀(690-751),东川(今四川三台)人,少年时曾寓居河南登封。开元十三年进士,做过新乡县尉的小官,诗以写边塞题材为主,风格豪放,慷慨悲凉,七言歌行尤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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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幼孤贫刻苦好学,德宗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上疏请免关中赋役,贬为阳山县令。后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做过吏部侍郎,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与柳宗儿合称韩柳。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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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号士。其先世为太原人,后迁居下圭(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贞元十五年进士。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哪《琵琶行》、《长恨歌》等也极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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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因处于牛李常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其诗构思新奇,风格农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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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702-765),字达夫,德州莜(今河北景县)人,少潦倒落拓,四十岁后举有道科中第,授封丘县尉,不久即辞去,后来在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幕中掌书记,接触了大漠神奇风光和戍边士卒的艰苦生活。其诗直抒胸臆,不尚雕饰,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大多写边塞生活,与岑参齐名,也称“高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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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685-762),一称唐明皇,姓李隆基,睿宗李旦之子,公元712年受禅即位,次年十二月改元开元,初期任用姚崇、宋景等贤相,政治清明,史称开元之治。后来相继任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宠幸杨贵妃姐妹和边将安禄山,酿成安史之乱,逃往蜀中,其子李亨即位后,尊之为在上皇。能诗,通晓音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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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十四岁应幽素科及第,曾任虢州参军,后往交趾探望父亲,不幸溺溺水死,年仅二十七岁。其诗力求摆脱齐梁的绮靡诗风,文也有名,著名的《滕王阁序》就出自他之手。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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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宾王(640-?),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早年落魄无行,但诗文早有名,平生只做过主簿一类的小官,参加过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义兵,为徐起草了《讨武氏檄》,后来兵败亡命,不知所终。也是初唐四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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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审言(约646-708),字必简,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河南巩县,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高宗咸亨进士,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朴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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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亻全期(约656-714),字云卿,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上元进士,官至太子少詹事。诗与宋之问齐名,合称“沈宋”,所作多应制之作,意义不大,但对律诗的定型所起作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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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约656-712),一名少连,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上元进士,武则天时官尚方监丞,中宗时入选为修文馆学士,因诌事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士林所不齿,玄宗先天年间赐死。诗与沈亻全期齐名,合称“沈宋”,所作多粉饰现实,歌颂升平,价值不大,但律诗在初唐时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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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湾(?-750),今河南洛阳人,玄宗先天年间进士,开元五年任荥阳主簿,终洛阳尉。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这首《次北固山下》为最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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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卿(709-790?),字文房,河间(今属河北)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曾任长洲县尉,因事下狱两遭贬谪,移睦州司马,官司随州刺史。诗多写政治失意之感受,也有反映离乱之作,善于描绘自然景物。五言诗成就较高,被称为“五言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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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起(722-780),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人,天宝十年赐进士第一人,曾任考功郎中,翰林学士,与韩雄(左)羽、李端、卢纶等号称大历十才子。又与郎士元齐名,人为之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题材多偏重于描写景物和投赠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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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雄(左)羽(生卒年不详),字君平,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三年进士。德宗时,除驾部郎中,知制诰,经中书舍人,为大历十才子之一,诗词藻华丽,以七绝《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一首为最有名。据说当时有两个韩雄(左)羽,都善诗文,一次要授官,上命下来,不知该授给哪一位,皇帝只好批曰:“与咏‘春城无处不飞花’之韩雄(左)羽。”可见此诗知名度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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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缭(右上部)日(704-745?),江东(今江西奉新)人,开元十一年进士,曾任校书郎、洛阳尉、夏县令,为人淡泊,喜结交方外之士。诗多写自然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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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叔伦(732-789),字幼公,金坛(今属江苏)人,年轻时师事萧颖士,曾任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晚年上表自请为道士,诗多表现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调,也有反映人民生活痛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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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纶(748-800?),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永济)人。曾因安史之乱,迁居今江西波阳。屡举进士不第,后得宰相元载赏识,才得以做了几任小官,累官检校户部郎中。大历十大才子之一,诗多赠答应酬之作,无甚特色。但边塞诗写得很有气势,一些描绘自然景物的诗也不乏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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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748-827),字君虞,陕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后迁河南郑州。大历四年进士,初任郑县尉,久不得升迁,后弃官在燕赵一带漫游。宪宗时官秘书少监,终礼部尚书。诗风豪放明快,尤以边塞诗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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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曙(约720-790?),字文明,一作文初,广平(郡治今河北永年东南)人。曾举进士,为剑南节度使幕府,官水部郎中,也是大历十才子一,诗多写自然景色和乡情旅思,长于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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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言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贞元九年进士,登博学鸿词科,授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变法,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因宰相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交好,人称“刘柳”,又与白居易常相唱和,又并称“刘白”,诗风格清新,宛转含蓄,善于吸收民歌的精华,并多反映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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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768-830?),字文昌,原籍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少时侨寓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十五年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故世称“张水郎”或“张司业”。又因其家境穷困,眼疾严重故孟郊称他为“穷瞎张太祝”。是韩愈的学生,诗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颇得白居易推重,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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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太和二年进士,曾为江西观察使和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及剑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池、睦诸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 ,终中书舍人。诗豪爽清丽,自成风格,人称“小杜”。又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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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浑(生卒年不详),字用晦,一作仲晦,润州丹阳(今江苏镇江)人。屡试不第,直到文宗太和三年才中进士,官虞部员外郎,睦州、郢州刺史,自少苦学多病,喜爱林泉,诗长于律体,多登高怀古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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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庭筠(812-870?),本名岐,字飞卿,今山西祁县人。文思敏捷,精通音律。每入试,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叉”。仕途不得意,官止国子助教。诗辞藻华丽,少数作品对时政有所反映。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亦作词,是“花间派”鼻祖,对五代以后词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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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戴(775-?),字虞臣,今陕西华县人,一说河北人或江苏人。屡试不第,直到武宗会昌四年才中进士。宣宗大中初年在太原幕中掌书记,因直言得罪,被贬为龙阳(今湖南汉寿)尉,后官太常博士。诗风与贾岛相近,严羽认为其律诗成就在晚唐诸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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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乔(生卒年不详),今安徽贵池人,懿宗咸通中年进士,当时与许棠、郑谷、张宾等东南才子称“咸通十哲”。因避黄巢之乱,曾在九华山隐居。诗清雅巧思,风格也似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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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涂(854-?),字礼山,今浙江富春江一带人。僖宗光启四年进士。终生飘泊,曾长期羁旅于四川和陕西一带。诗多以飘泊生活为题材,情调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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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荀鹤(846-907),字彦之,自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相传为杜牧出妾之子。昭宗大顺二年进士,但示授官。后任五代梁太祖朱温的翰林学士,仅五日而卒。其诗语言通俗,部分作品反映唐末军阀混战局面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较突出,宫词也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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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庄(836-910),字端已,长安杜陵(今属陕西长安县)人,昭宗乾宁元年进士,年轻时生活放荡,后入蜀为王建掌书记,王建为前蜀皇帝,任命他为宰相,诗词都很有名,长诗《秦妇吟》反映战乱中妇女的不幸拟遇,在当时颇负盛名,但诗中对黄巢农民起义军颇多诋毁。所作词语言清丽,多用描手法,写闺情离愁和游乐生活,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的重要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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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皎然(730-799),字清昼,本姓谢,为南朝宋谢灵运十世孙,湖州(今浙江吴兴)人。曾与颜真卿等唱和往还,又与灵彻、陆羽等同居吴兴杼山妙喜寺。诗多送别酬答之作,部分篇什宣扬佛教出世思想。情调闲适,语言简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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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颢(约704-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一年进士,官司勋员外郎。早期有过一段风流不羁的生活,诗多写闺情,流于浮艳,后历边塞,诗风变得雄浑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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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咏(699-746?),洛阳(今属河南)人,后迁居汝水以北,开元十二年进士。曾因张说推荐,任过短时期的驾部员外郎。诗多状景咏物,宣扬隐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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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曙(约704-739),宋州(今河南登封)人,开元二十三年第一名进士,但只做过河南尉一类的小官。曾隐居河南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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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冉(716-769)字茂政,今江苏丹阳人,先世居甘肃泾州。天宝十五年进士。曾官无锡尉,大历初入河南节度使王缙幕,终左拾遗、右补阙。诗清逸可诵,多飘泊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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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早年家贫。举贞元九年明经科,十九年书判拔萃科,曾任监察御史,因得罪宦官及守旧官僚,遭到贬斥,后转而依附宦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以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与白居易同为早期新乐府运动倡导者,诗亦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其实,无论是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还是诗歌艺术,元稹都远不能与白居易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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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逢(806-876?),字陶臣,今山西永济人,武宗会昌元年进士。官宏文馆学士、尚书郎,后出为巴州、蓬州、绵州刺史。持论鲠切,以谋略高自标显。终秘书监。诗多草率而成,未免失之浅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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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韬玉(生卒年不详),字中明,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应进士不中,僖宗中和二年赐进士及第。曾从僖宗入蜀,依附有权势的宦官田令孜,官工部侍郎、神策军判官。诗以七律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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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迪(716-?),关中(今属陕西)人。官蜀州刺史及尚书省郎。早年与王维友善,同居终南山,相互唱和。现存诗多为五绝。常描写幽寂的景色,思想倾向与王维的山水诗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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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涣(688-742),字季陵,祖籍晋阳(今山西太原),其高祖迁今山西绛县。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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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约743-782?),字正已,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少居庐山,师诗僧皎然。大历五年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杭州司马。晚年辞官隐居湖南衡山,自号衡岳幽人。其诗多为应酬之作,多表现消极避世思想,个别作品对社会现实亦有所反映,一些写闺情的诗也清婉可诵,是大历十才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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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约767-830?),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出身寒微。大历十年进士。曾作过县尉、县丞、司马一类的小官,又从军到边塞,晚年退居今陕西西安市。擅长乐府诗,与张籍齐名。其以田家、蚕妇、织女、水夫等为题材的诗篇,对当时政治的腐朽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作了不同程序的反映,语言也较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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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德舆(759-818),字载之,今甘肃秦安人,一说为陕西略阳人。少有文名,曾官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因与李林甫不合,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诗多而无甚特色,只有少数乐府诗为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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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祜(生卒年不详),字承吉。清河(今属河北)人,一说河南沁阳人。早年寓居苏州,后至长安,为元稹排挤,遂至淮南。爱丹阳曲阿地,隐居以终。诗以宫词为最有名,深得同时代诗人杜牧的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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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岛(779-843),字阆仙,一作浪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初落拓为僧,名无本,后韩愈劝之还俗。屡考进士不中,曾任长江主簿,人称贾长江。是有名的苦吟诗人,以追求清奇、冷峭的意境著称,又重炼字。与孟郊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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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频(818?-876),字德新,今浙江建德人,宣宗大中八年进士,历官秘书郎 、南陵尉、武功令、侍御史,终建州刺史。诗以写山水、别情为主要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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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鄙人,西部边地的人民,故称为西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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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昌绪(生卒年不详),今浙江杭州市人,余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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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越州永州(今浙江萧山)人,武则天证圣元年进士,曾任礼部侍郎、太子宾客、秘书监等。自号四明狂客,与李白、张旭等人在长安称“饮中八仙”。工书法,尤善草隶,诗多祭神乐章和应制之作,偶有小诗清新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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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675-750?),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曾官常熟县尉,金吾长史。善草书,性好酒,世称张颠,也是“饮中八仙”之一。其草书当时与李白诗歌、裴文剑舞并称“三绝”,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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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翰(约687-735后),字子羽。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睿宗景云元年进士。任过仙州别驾,后贬道州司马。任侠使酒,恃才不羁。诗多古体,苍凉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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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生卒年不详),字懿孙,襄州(今湖北襄阳)人。天宝十二年进士,曾官盐铁判官、检校祠部郎中。其诗多登临纪行之作,多写抑郁怨愤之思,不事雕琢,而清新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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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方平(生卒年不详),今河南洛阳人。天宝时名士,却不乐仕进,寄情山水、书画,诗亦有名,擅长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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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中庸(生卒年不详),本名淡,字中庸。今山西永济县人,大历时进士,曾任洪州户曹参军,与卢纶、李端等为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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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况(约725-约814),字逋翁。苏州海盐(今属浙江)人。肃宗至德二年进士。曾官著作郎,因高刺权贵,被贬为饶州司户。后携家隐居润州延陵茅山,自号华阳真逸。善画山水,诗平易流畅,比较注意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严羽称其有盛唐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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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余(生卒年不详),字可久,越州(今浙江绍兴)人,敬宗宝历二年进士。曾官秘书省校书郎。其诗辞意清新,描写细致,为张籍所赏识,内容则多写人具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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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畋(约824-882),字台文,荥阳(今属河南)人,武宗会昌年间进士,历任中书舍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等职,曾镇压过黄巢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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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亻屋(844-约914后),字致尧(一作致光),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今陕西西安人。昭宗龙纪元年进士。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黄巢入长安,随昭宗奔凤翔,升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后以不附朱全忠补贬斥,南依闽王王审知而卒。其诗多写艳情,词藻华丽,有香奁体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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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陶(约812-885前),字嵩伯,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一作岭南人,又作剑浦(今福建南平)人。举进士不第,寄情山水,自称三教布衣。宣宗大中年间避乱入洪州西山学神仙,后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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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泌(930-?),字子澄,今江苏江都人。曾任句容尉,南唐后主时官中书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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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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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秋娘,杜牧《杜秋娘诗序》云: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奇妾,后奇叛来,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娘为皇子傅母。皇子壮,封漳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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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涛 字洪度,生于大历五年,卒于大和六年(即公元770-832年),享年63岁。原籍长安,幼随父居成都,八九岁能诗,十六岁入乐籍,脱乐籍后终身未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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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味道 赵州栾城人。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人谓之苏李。弱冠擢进士第,累转咸阳尉。裴行俭引管书记,延载中,历凤阁舍人、检校侍郎。证圣元年,出为集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圣历初,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前后居相位数载,多识台阁故事。神龙时,坐张易之党贬眉州刺史,还为益州长史卒。诗风清正挺秀,绮而不艳。多咏物诗。代表作为《正月十五夜》、《咏虹》、《和武三思于天中寺寻复礼上人之作 》等,其中《正月十五夜》写元宵夜景,火树银花加之秾李游伎,更有明月行歌,令人不禁悠然神往,不愧佳作。另外《咏虹》诗对虹的描写刻划亦颇值得称道。有集十五卷,今编诗一卷(全唐诗上卷第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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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希夷 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华,落魄不拘常格,后为人所害。希夷善为从军闺情诗,词藻婉丽,然意旨悲苦,未为人重。后孙昱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所称赏。代表作有《从军行》、《采桑》、《春日行歌》、《春女行》、《捣衣篇》、《代悲白头翁》、《洛川怀古》等。其中《代悲白头翁》一诗写花开花落,时光掷人;昔日红颜美少年,今成半死白头翁,由此发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以及“宛转娥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之感慨。其用词与意境与《红楼梦》中甄士隐对跛足道人的《好了歌》的解注之词“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以及黛玉的《葬花词》“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的用词与意境何其相似,然其辞气不弱于后者,年代上则早之几百年,由此足见希夷洞察世事之深,文学造诣之高。所谓曲高和寡,尺泽之鲵难量江海之大,希夷之初不为人重亦难怪也。集十卷,今编诗一卷(全唐诗上卷第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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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 字伯施,余姚人。沉静寡欲,精思读书,至累旬不盥栉。文章婉缛,见称于仆射徐陵,由是有名。在隋,官秘书郎,十年不徙。入唐,为秦府记室参军,迁太子中舍人。太宗践祚,历弘文馆学士、秘书监。卒谥文懿。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手诏魏王泰曰:“世南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中无复人矣。”其书法刚柔并重,骨力遒劲,与欧阳询、楮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其诗风与书风相似,清丽中透着刚健。因是近臣,故侍宴应诏的作品较多。代表作有《出塞》、《结客少年场行》、《怨歌行》、《赋得临池竹应制》、《蝉》、《奉和咏风应魏王教》等。其中后三首咏物诗(即《赋得临池竹应制》、《蝉》、《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分别写竹、蝉和风,紧紧抓住对象特点,刻画得相当传神,例如《蝉》诗写蝉饮清露,栖(梧桐)高处,声因高而远,而非是依靠秋风,寓意君子应象蝉一样居高而声远,从而不必凭借、受制于它物,世南描摹状物、托物言志之功夫可见一斑矣。集三十卷,今编诗一卷(全唐诗上卷第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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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谓 字正言,河南人。天宝二年登进士第,乾元中为尚书郎,大历间官至礼部侍郎,三典贡举。其诗诗风清正,多饮宴送别之作。代表作有《早梅》、《邵陵作》、《送裴侍御归上都》等,其中以《早梅》为最著名,《唐诗三百首》各选本多有辑录。“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疑白梅作雪,写得很有新意,趣味盎然。诗一卷(全唐诗上卷第一百九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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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 系前蜀太后也。成都徐耕,生二女,皆有国色,能为诗,蜀王建纳之。姊为贤妃,娣为淑妃。王衍即位,册贤妃为顺圣太后,淑妃为翊圣太妃。咸康元年,衍奉太后太妃同祷青城山,凡游历之处,各赋诗刻于石。其诗不仅能点出所游历胜景的妙处,还跳出所咏实物的囿限,浮思联翩,虚实相生,令人不禁悠然神往,诚才女之作也。十六首诗中《题金华宫》、《玄都观》(一)、《三学山夜看圣灯》(一)等皆是佳作,尤以《三学山夜看圣灯》(一)为最善。“磬敲金地响,僧唱梵天声。若说无心法,此光如有情”将观圣灯之景有声有色地呈现于人前,写得十分高妙离俗。有诗一卷(全唐诗上卷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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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良史 徐州张建封从事。其五言诗词语清丽超逸,讲究对仗,十分工整。诗多写景,同时寄寓思乡和隐逸之情。诗七首,都是佳作,尤以 《春山夜月》、《宿蓝田山口奉寄沈员外》两首为最善。《春山夜月》中“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是很有名的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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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护 字殷功,博陵人。贞元十二年登第。终岭南节度使。其诗诗风精练婉丽,语极清新。诗六首,皆是佳作,尤以《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脍炙人口,有目共赏。该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几乎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也几乎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⒈五言古诗
⒉乐府
⒊七言古诗
⒋乐府
⒌五言律诗6.七言律诗
⒎五言绝句
⒏乐府
⒐七言绝句
⒑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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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仰从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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