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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六朝的文学自觉怎么解释

来源:www.zuowenzhai.com    作者:编辑   日期:2024-05-28
如何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学期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自古就存在的,而是在近代才被提出的。最早提出文学自觉这个概念的就是我们熟悉的鲁迅先生,他在1927年的时候在所创作的文章里面提出了“文学自觉”这个概念。所谓的文学自觉,其实就是不再受到古代经学的影响,能够独立自主的发展从而摆脱庸俗。这个是文学自觉最为重要的一个点。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也就是汉朝的时候,文学的发展完全是依赖于经学的,那时候的文学指的是专门的学术,也就是汉朝所推崇的儒家学说。而到了南朝的时候,一些统治者是讲经学和文学进行了分开讨论,所以这时候的文学不再受到经学的约束,从而能够得到发展。这是文学自觉期的第一点。其次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文学的主要表现变成了文人化、个性化等。对于文学的自觉最终变成了文学形式化、审美化的一种自觉。

文学自觉其实和文学独立是一个对等的概念,文学的能够变得独立和文学变得自觉了是它们发展最终的一个结果。而文人创作和一些文人的大量涌现就成为了文学自觉和独立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那个时代,文人由一开始对于经学感兴趣变成了对文学感兴趣,甚至是到了后来连皇帝等有权势的人物也投入到了文学创作当中,也是在这个时候,文学的发展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文学的创作不再是被动的了,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文学的自觉期其实是一个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载体的变化,由原来的的一些比较传统的学说著作变成了更多形式上的创作,正是因为文学的自觉性才有了现在蓬勃的文学体系。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带来了文学的繁荣。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
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对文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而导致了文学作品大量的增加。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兴盛,文学批评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就,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出现。
第二,文学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又出现有“竹林七贤”、“二十四友”、 “竟陵八友”等。文学集团的活跃,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兴盛。
第三,文学题材方面的重要开拓。在这一时期,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至于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所出现的“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能作简单否定的宫体诗题。总之,大凡一切能够“流连哀思”、“情灵摇荡”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都被魏晋南北朝文人纳入了文学的表现对象。
第四,文学形式的不断沿革变化。魏晋南北朝五言诗的繁荣期、七言诗的产生期、抒情赋的高峰期、骈文的成熟期、小说与格律诗的草创期。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几种基本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第五,文学与哲理的结合。魏晋南北朝文学注重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这使得文学摆脱了简单地、就事论事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的传统,文学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以及后代文学的持续发展,魏晋南北朝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源于日本人铃木虎雄1920年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后收入他的《中国诗论史》。铃木先生认为,汉末以前中国人都没有离开过道德论的文学观,按此路线发展,就不可能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倾向。他由此得出结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3]作为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证据,就是他对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分析。铃木先生在这里主要强调了四点:第一,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开始了对于作家的评论;第二,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所谓“经国”,恐非对道德的直接宣扬,而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这是从道德论的文艺观转向的重要标志;第三,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观点,“这是根据不同的文体说明其归趋之异”;第四,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4]可见,关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主要根据,铃木当时基本上都已经说到了。

  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很难看到铃木的文章,所以,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讲,最直接接受的还是鲁迅的观点。1927年9月,鲁迅应邀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5]他不仅沿用了铃木“文学的自觉”的说法,而且同样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主要论证根据,包括对于曹植的分析,都与铃木的说法大致相同。[6]以后,“魏晋文学自觉说”逐渐在一些人的论述中开始出现,但是由于都没有对鲁迅的观点作更多的展开,因而它的影响并不大。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郭绍虞先生就指出:“(曹丕的)这种论调,虽则肯定了文章的价值,但是依旧不脱离儒家的见地。”[7]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过李泽厚的特别推重,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术界迅速产生了重要影响。[8]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李泽厚对于鲁迅说法的张扬,使得“魏晋文学自觉说”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深入人心,大有“风靡天下”之势。[9]其后,学者们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具体内容也做了比较多的概括与补充,并在时间上也各有修正。[10]最有代表性的是袁行霈先生的说法。他说:“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他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11]袁行霈先生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这种概括,比起李泽厚的论述更有条理性和系统性,也更为坚实地立足于文学本身,其论述随着由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的大量发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讨论中国古代文学自觉观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不能把唯美主义的追求看成是文学自觉的惟一标志,时时刻刻记住文学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是自先秦到魏晋六朝人们对于文学本质的一种深刻理解,这也是中国文学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六朝人不仅一直没有摆脱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而且对于那些形式主义的艺术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我们知道,在魏晋六朝关于文学形式的探讨和文学创作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倾向,它的极致就是齐梁宫体诗的产生。因为他们背离了中国人关于“文”以载“道”的基本原则,所以受到严厉的批评。从《南齐书·文学传论》的“虽存巧绮”,“本非准的”,《隋书·经籍志》的“文章道尽”,到陈子昂的“寄兴都绝”,李白的“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些说法,都代表了当时人对于六朝文学的基本认识。

如何认识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呢?我以为,最好的方式还是从历史中寻找相对客观的尺度。从汉代开始的中国中古文学,有三个重要的客观标志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在封建地主制社会基础上文人阶层的产生,这是中国中古文学发展的一个划时代标志。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的中国先秦文学,从本质上讲是建立在血缘家族为纽带的世袭社会的文学,是以贵族文人为主体的文学;而中国的中古文学从本质上讲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的文学,是以官僚文人为主体的文学。汉代正是这一新的政治制度建设的真正开始,自然也是中国中古文学的开始。正是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形成了以“读书—仕进”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的文人官僚阶层。这一阶层此后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主体,也成为中国中古文学的创作主体。中国中古文学从本质上讲就是以文人官僚为创作主体的文学。从这一点来讲,从汉到唐都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内部变化,不同时代的文人在社会上所处的政治地位各有不同而已。汉代的文人依靠经学的学习和选举制走向社会政治舞台,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依附于门阀制度之下;唐代文人则通过科举制成为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僚。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正是在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之下,反映了各个时代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

  第二,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封建官僚政体的左右下,中国中古文人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态,并对中国中古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建立在辅佐明君建功立业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却要受到皇权与官僚政体的体制性压迫因而进行个体性反抗,于是儒道互补就成为中国中古文人的基本思想倾向。佛教在这个时期虽然对于中国的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佛教之所以被中国文人所接受,也正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的,照样不脱离儒道两端,只是不同的时代各有侧重而已。汉初的文人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儒家思想相对处于弱势;自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道家思想又处于弱势。魏晋时代,随着儒家经学的衰落,道家思想在文人思想中成为主导倾向,儒家思想又相对处于弱势。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的动乱与朝代的频繁更替,儒道释三家思想遂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唐代达到了中国中古社会的盛世,文人的文化心态与前代有所不同,但是指导他们的仍然是儒道释三家思想。这也构成了中国中古文人文学创作主题的两极:或者抒写自己关心时政的积极入世态度,追求三不朽的人生理想;或者抒写自己在政治体制压迫下的各种牢骚与不平,追求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世俗的生活与享乐。无论是汉代文人、魏晋文人还是唐代文人,大都在这两者之间徘徊。

  第三,中国中古文学在艺术形式美方面的追求,同样也与文人集团对于“文”的认识和他们的文化修养有关。他们把“文”作为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工具,甚至把以文传世当做自己人生不朽的理想,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他们才会在“文”的形式美方面不断地追求。在汉代,他们是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创立了赋体文学的审美典范;同时也是乐府诗和五七言诗的积极参与者,确立了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的基本艺术格局。在魏晋南北朝,他们进一步在文学的形式美方面下功夫,由汉赋逐步发展出了骈体文,他们让五七言诗由汉代文人文学的次要形式而蔚为大国,在辞藻的追求和韵律的探索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并且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总结为“文”之道。在唐代,他们不仅完善了近体格律诗,又开创了“词”这样一种新的文体。同时,他们又反过来对于六朝时期艺术形式美的倾向给以适当的反思,中心目的还是为了让“文”更好地发挥表达文人各种心态和文化思想的作用。从汉代文人司马相如到建安时期的曹氏父子,再到唐代诗人杜甫和韩愈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条自觉地追求艺术之美的探索轨迹。

  我以为,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认识中国中古文学,结合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状况,也许可以比“文学自觉说”更好地理出一条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线索,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两汉时期,它标志着先秦贵族文学的衰落,是中国文人文学建立的开始,无论是从文体的形式探索还是文学内容的表现方面,都为魏晋六朝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它是中国文人文学成熟的时期,特别是在文学形式和文学理论的探讨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第三个阶段是隋唐五代时期,它是中国中古文学的高峰,特别是以唐诗为代表的韵文文学,不仅是中国中古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历史的丰碑。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1 、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有文、笔之分的说法。

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 泛 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 縠 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 摇荡。(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

2 、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和认识。如《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进行论述。(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的起源和演变。《文心雕龙》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 诔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的《典论·论文》)

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七百馀篇作品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

3 、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比如说四声的发现并运用,诗歌中讲究用事、对偶,等等,证明人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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